建国以后第四次经济危机发生于1979——1980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危机。本次危机借助“三农”得以复苏，但与前三次毛时代有所不同。毛时代是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缓解城市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压力，实现了三次“软着陆”。而本次危机，不能再向广大农村疏散4000万的城市无业人员。

第四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及特点：1976——1978年中国新任领导人华国锋及其领导班子，试图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规模，提出“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在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国内配套能力研究的条件下，提出引进82亿美元的方案，即后来被称为“八二方案”。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78——1985年，在燃料、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铁路、港口等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田，10个钢铁基地和9大有色金属基地。新一轮“大跃进”开始了。

本来在内向型原始积累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高投资意味着社会财富高强度集中，这一时期，各种补贴和福利开资增长过快，社会财富资源积累大幅度下降，农村正在试行“休养生息”政策，即被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实行了这个政策以后，打破了原有的“大锅饭”体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最大限度调动起来，粮食棉油料等农产品连年获得大丰收，但国家所定的“统购统销”政策没有做相应的调整，收购价格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在政府垄断条件下，化肥、农药、农机具等支农工业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并且“统销”到农业，尽管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却没有迎来“增收”。农产品滞销，轻工业产生被严重挤压，居民生活日常用品短缺，危机四伏。

1980年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中，一方面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再有条件像60、70年代那样，把过剩的劳动力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直接向农村转移，并且还要使城市容纳数以千万计的回城知青，这也导致了本次危机只能“硬着陆”在城市。

这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无业人员，给当时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时间，群体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激增，这也成了1983年的“严打”运动的前奏曲，同时，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现实，“计划生育”由倡导逐渐演变成了“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国策”。

全国各地，类似“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这样带有恐怖性质的标语，随处可见。因这样极端的政策，直接引发的“建国门事件”，让田明建变成了建国以来名气最大的悍匪。

1981年，中共中央内部，具有历史特点的农村政策部门，连续出台了符合实际的涉农政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制服发生积极意义的大变革，因此，1982年以后，农村经济增长加速，尤其是乡镇企业，实际上不仅没有被利益部门主张的不利政策环境抑制住，反而在1984年以后，异军突起，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复苏和再度高涨的主力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震惊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是“三农”第一次化解了爆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场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