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参加工作了。大概是8月中旬，我去武潭文教办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帅哥，很平和。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还要留我在文教办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胡洪春，是文教办副主任（全面主持文教办工作）。那时候，区文教办是县文教局的二级机构，后来文教办改名叫区联校，撤区并乡后又改名叫中心学校。
胡洪春大我11岁。也就是说，我第一次见胡洪春主任时我18岁，他29岁。
我在湖南工作20年，胡洪春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从区文教办主任，到区联校长，到中心学校校长。
很正直，很认真，很勤奋，也很古板。这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几乎没有谁叫他胡校长，大家都叫胡老倌。从他年轻时一直叫到现在。一直到他退休了，他经常取笑自己：“我在武潭工作30多年，很多人说，我把武潭人都带傻了。”
说实在的，在性格上，我和胡老倌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叫我当校长。1988年下半年，我突然就当上乡中心学校的校长了。那时候，他在区联校当校长。
我那时候才25岁，无私无知无畏，横冲直闯的那种。干什么基本都是先斩后奏。我把小学办成了9年一贯制，没跟他讲；我圈了30多亩地并且已经推平了，没跟他讲。一直到我要修个田径场，没钱了，我才去找他。我说：“我要修个田径场，是我们武潭学校的第一个田径场。我干不动了。没钱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打算找他要钱，只是跟他唠叨唠叨而已。我知道他的钱抓得很紧，跟他混了多少年，从来没有叫我们这些校长在饭店吃过一顿饭，每次都是吃联校的食堂。
没想到，几天后，他告诉我：“联校集体研究过了，给你们拨款7万修田径场。”他补充说，“你在真正的干实事，我必须支持你。”我的天！7万差不多是我修田径场的全部预算。我对胡老倌这个老抠刮目相看！
那些年，特别强调老师的伏案工作。差不多所有校长都会检查老师们的备课阅卷，并且在备课本上签上校长的名字和检查日期。我特别反感这样做，我总觉得怎么备课怎么阅卷应该是由老师们自己决定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为什么要统一模式呢？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抄备课本上呢？所以，我从来不会去检查老师的备课阅卷。每学期，上级都会来学校做一次检查，每到上级检查，我都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尽管胡老倌在每次总结大会上表扬备课阅卷检查得好的校长，但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不检查老师备课阅卷的事，相反，会表扬我的一些亮点。
年轻时候，我脾气不好，有时候还会和社会上的小青年打架。被他批评是经常的事。有一次，他领队去我们学校做检查。我记得他是带着县里一个部门去的，主要是检查开学是不是有乱收费的。县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小伙子，年纪和我差不多。小伙子突然提到：“有人举报，你们学校违规经营了，卖学生的课桌。我们查实了，是真有这个情况。得处理。”
我听不下去了，开始反驳：“这哪里是经营！哪里是？这些课桌是我们请木工做的。每张42元。我们把这些课桌放在学校，开学时候学生需要了，就卖给他们，每张42元。没有赚一分钱，也没有一定非得要学生买。一些学生的课桌时间长了，烂了，得买新的，上级有规定学生的课桌由家长负责。这种课桌，如果是家长请人加工，42元连工资都不够。仅仅是方便学生......”
“只要有买卖，就是经营。就得处理！”没等我把话说完，县里的小伙子就抢话了。
“你是在无理取闹！”我冒火了，“这件事，要不，你现在就去调查家长。要不，你马上滚！”
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胡老倌立即把我拉出办公室，说：“你太冲动了，人家是代表县里来检查工作的，你懂吗？你这是叫我无法下台呀。”
我被胡老倌一说，好像清醒了很多。
检查组快离开的时候，胡老倌把我们俩扯到一起，请我们吃了饭。事情才算摆平了。这是胡老倌第一次请我吃饭。
1997年5月，胡老倌给了我一个“中学一级教师”晋级指标，说：“工作16年了，该评中学一级了。你这个教龄的，都已经是中一了。你放心，这次的指标，不是走后门，该晋级的都已经晋级了。”
1997年6月，胡老倌叫我入党。我说：“我其实一直听党的话的，我觉得只要是为党工作，与是否入了党没有关系嘛。”
胡老倌说：“其实，你是符合入党条件的。但你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这次，我只是建议。再说，其他学校都是校长书记一肩挑。因为你不是党员，学校还得设个书记。”
那个七一，我出差了。甚至没有在现场和其他新党员一起宣誓。
1999年暑假，胡老倌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希望我可以接任武潭中心学校的校长。我拒绝了：“武潭的校长，你干了20年了，已经形成了胡氏风格，没有谁可以比你当得更好。再说，目前的小校长我都打算辞职了，根本没有打算干更大的校长。”
2000年暑假，实行校长聘任制。我想得很简单：只要不接受聘任，我就可以不当校长了。8月底的工作会上，胡老倌把聘任书颁发给众位校长时，我没有把聘任书接过来，我说：“我不打算接受聘任了。我想安安静静当班主任。”胡老倌一时呆住了，没想到现场会这么尴尬。第二天，胡老倌拿着聘任书，找到我，说：“你是对兄弟我有意见？还是有别的打算了？”我说：“我真对你没意见，我也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但我想要么就当班主任，要么就辞职。我辞职后，就骑一辆单车，背一个大包，去我们湖南的每一所学校，先看中学，我想走完湖南，想看看别的学校是怎么样的，想看看其他学校的孩子累不累。没别的。但我还没有具体的安排......”
“那就这样。你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但在你还没有行动之前，先接下聘书，先当校长。在这所学校这些年，你当校长，老百姓是认同的，政府是认同的，我也是认同的......当然，前提是你对我没意见。”胡老倌很坦诚地看着我。
我接过了聘书。补充了一句：“如果哪一天，我想离开，你一定不能阻拦我。”
2000年11月30日，我离职了。29号我打电话给了胡老倌，告诉他我确定要离职。胡老倌知道阻拦不了我。他来学校整整一天。我把工作交接给了副校长的第二天，就坐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我离职后，胡老倌替我办理了请假手续。那一年，湖南鼓励公职人员离职。其实，我都不知道当时有这个政策。
2002年暑假，我回湖南了。当时胡老倌已经调到教育局当副局长了，管人事。
这是我离职后第一次见到胡老倌，他见我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婴，问：“谁的？”我说：“我的。应该属于‘超生’。我故意把孩子带来给你看，是告诉你，这孩子是我的。但你要装着不知道......”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抓得很严。我说：“真有点为难你了。你是教育局的领导，面对‘超生’又不能不管。”胡老倌回答：“我不会找你，也不希望别人找你。不过，你真是找麻烦。”
后来，我每次回湖南，都会去看看他，也都会给他带上一点礼物。因为，我在他手下做了10多年校长，从来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给他送过任何东西。我离开湖南后，每次带给他的礼物他都会收下，在我临走时，他都会递给我一些礼物，吩咐我：“替我带给你父亲。”他送给我的礼物价值都会超过我送他的礼物。每次都弄得我不好意思。
他退休后，我请他来我昆明的学校做校长。因为，他比我更扎实。
不到半年，他告诉我：“我不能干校长了，我不会用电脑，又完全不会讲普通话。我干不好，对不起你给我发的工资。”后来，我请他做了学校的“督学”。又是半年过去了，他又提出“辞职”了：“大年，你的心意，你的想法我都知道。但我总感觉我的交流有问题，相反会给你添麻烦。我不能继续干了。”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只是想找个可以说话的人。你在，你了解我，我就有安全感。”
后来，我有了第三个孩子。他说：“我给你当保姆吧。带孩子。我行的。”
真的，他就给我带这个不到半岁的孩子。每天开开心心地哄着。
后来，胡老倌去了加拿大的儿子家。胡老倌关注着我的微信朋友圈，时常跟我留言：“我记得你说要走完湖南的，没想到你已经走遍了全国，已经走向世界了。不过，你年龄不小了，记得要劳逸结合。”
（好遗憾，我竟然找不到一张胡老倌的照片）
——2024年1月30日  于昆明
（詹大年  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