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基础教育领域教师职业的各种麻烦事情足够把一名神经不够强健的人折腾出问题来。除了要对付层层加码的教学工作外，还要对付职称评审、课改考核等等。但在这当中又有一类是无比麻烦的事情——和家长和官僚们打交道。

如今的家长，早非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家长可比。那时候上学不易，家长们希望孩子珍惜上学机会，因此往往能从自己身上找找教育不力的原因。虽然不少家长在调教调皮的熊孩子时流于粗暴，但责任意识还是比较清楚的。而如今，但凡遇到什么事，从小学到大学，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是采取讲道理、明责任的态度，而是冲上门来，厉声斥责，也不管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以至于家长群殴教师，盈门谩骂校长，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

而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动辄会对教师扔出一句“老子把孩子交给你，就是要你教好的。”俨然自家的孩子是到岸的货品，交割清楚，便可从此高枕无忧，仿佛教育自家孩子是一件可以袖手旁观的事情。

官僚们呢？只要有任何事务，他们统统加码给教师。什么绩效考评、创新教法、业务考核、师德师风等等，很少能与教师的付出形成有效的利益链接，构不成对教师的激励。相反，倒是加剧了教师被排斥、被漠视、被驱使和被控制的疏离感。

只要是个人都能将心比心，想像出教师们听到这等话时的内心感受——委屈、沮丧、被背叛和出卖。然后是灰心丧气，更有甚者从此玩世不恭，放弃职业责任心和荣誉感。这是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时代教师是和医生一样被妖魔化的职业。

将责任全部或绝大部分推托给教师尽管还不是主流，但确实是一种潮流。它是整个社会弥漫的不愿负责的思想的反映。眼下，你能在各个行业，从公务员到清洁工，从司机到官员，从大商人到小客户那里看到这种风气。

然而这种风气并不根本的原因，而只是结果。真正的原因在于，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公立机构的时候，人们就会将搭便车的做法发挥到极致。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甚至不付出任何代价，从别人的碗里捞到最多。在公立的基础教育中，家长现在几乎不必支付直接成本，反而可以将其成本外部化，即推给其他人。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卸责动机。而在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从学校行政官员到教育主管部门，都不愿承担一丁点责任。因为他们也和这些家长们有着同样的动机。只不过他们不是谋求自家孩子在学校里得到最好的教育，而是为乌纱加色，为政绩添瓦。

于是最沉重的责任便落到了被严格管制的教师头上。反正家长们的抱怨，上头也不会听，而且也听不到。教师们的抱怨也无人愿听，且不必倾听。谁叫你是这场吃白食游戏中的最弱势者呢？自然，教师就成了磨芯，教育管理部门和家长们竟然像磨盘和磨石一拍即合，从教师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公立化的基础教育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因此无论是享受义务教育的家长还是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部门，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明确的产权责任，更无力也无法在此基础上明确划分责、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体制内最缺乏话语权的一方就会自然沦为转嫁对象。这才是家长们和官僚们如此行为的制度根由。

当然，我并不是要为教师无限开脱。因为在这种情势下，教师们也会找出各种办法来减少付出。对策其实很简单——敷衍。反正能过得去就成了。特别是，只要升学率上得去就成了。于是填鸭式教育，题海战术，只问成绩不问人格，只管分数不管其他，只求不出事，不求出人才，便成为常态。最后受害的是谁？鬼都清楚——是我们的下一代。

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吗？请拯救我们的教师，别再让他当磨芯。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真正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让它变成一个真正有人敢负责，能负责，权、责、利清清楚楚的体制。否则，就只会有累死的教师和愚蠢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