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家搞教育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是让他们去办学却可能的有害的。因为该教育家一旦成为校长，则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将自己一个人的教学思想和模式放大到全体教师；我们必须警惕他们为了顺利推行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模式，却粗暴地剥夺教师们在教学思想和模式方面的选择权，而将教师看作行政权力所应该驱使对象，或被有意看作是教学方面一无所知的“迷途的羔羊”，从而导致学校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学校理应捍卫本校每个教师的教学权和学术权，而教师的权利是平等的，为防止权力过大而失去监督所可能对平等权利构成伤害，因此我们需要在学术领域内保持民主，教育家办学的最大思维病症就在于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术民主，导致教师似乎从来就无权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来组织教学。
       显然，时下不少明星学校所研制的各种各样有效“教学模式”，都是在学术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杜郎口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杨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金华中学的“学案教学法”等，这些思想和模式的推行都不是由教师民主讨论决定后实施的，也不是由教师可以反对的。在这些模式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校长作为教育家的个人威权之大可以到如此的地步。也就意味着这些学校的教师基本失去了他们的教学和学术权利，更可能的是，这些学校的教师从来也未拥有过权利。假如我是杜郎口中学的一名教师，现在工作单位调到了杨思或者金华，我都能轻易改变教学思想和模式的话，我不知道这对教师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一种剥夺。

       虽然校长们拥有了学校管理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就具备学术方面的辨别能力。可是，那些先当了校长而后夺得校内学术话语权，以为就拥有了学术辨别能力来靠行政力量推行某人教学思想和某种模式了，这种“学术霸权”是非常危险的和值得怀疑的，这些人居然被称为“教育家”而受到各方热捧，助长了一部分校长的大头症，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污点。

       更悲哀的是，中国校长中更多的倒是“伪教育家”，他们挟着校长职权今天推行“杜郎口”，明天实施“杨思”，后天又搞起来“金华”，弄得学校“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后因此升官到另外的更好的学校去折腾去了，这实在是学校的灾难了。所幸的是，很少有教师会不折不扣地按领导意图去投身此类“改革”，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通过造假来保全自己。

       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冒充教育家，心里不是想着如何更好地为教育服务人民服务，而是一天一个念头地搞所谓改革，一会儿唱京剧，一会儿跳集体舞，转眼又练长跑，每一个“正确”的想法和举措，都错误地危害教育的安宁。中国为什么长期不出教育家，那是被掌权的“伪教育家”们消灭的。

       可是，我们又似乎打心眼里盼望着以某种强力来推进某种教学模式。因为，学术民主过程很长，效益太低，在教学改革领域，校长们和官员们在时间上等不起，他们不能“荒废任期”。学术民主当然会牺牲效率，柏拉图早就说过，民主“在各方面都是弱的，既不能行任何大善，也不能做任何大恶”，在这位先哲看来，无论是善还是恶，民主治理的方式都是最无效率的。

       可是，恰恰对效率的追求，构成了对中国教育的巨大伤害。谁都知道，我们只有假定某人比另外的一个人在教学上更为专业，才有可能推行某人的教学观念；只有假定某种教学模式比其他的教学模式更为优秀，才可能去推行某种教学模式。而某人的教学思想和某种模式是否更优越，在未加仔细辩别之前，是不可以妄下结论的，也是不可以轻易强力推行的。
       其实，不同的教学思想和模式本身是平等的，在整所学校选择推行了某人的教学思想和某种教学模式的同时，意味着必须放弃甚至是歧视其他的教学思想和模式，一味追求效率而不审慎考量，只会降低改革的效率。盲目选择的结果只能是每一次都推倒重来，而我们何时曾将“推倒重来”计入改革成本呢？
       对教学改革效率的追求，牺牲了中国教育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未来的可能在哪里？在教师的思想和创造力之中，当我们批评教师缺乏教学思想和对教学模式的创新能力时，却未曾想过其实教师只有在学术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的，否则他们是学校永远的“迷途羔羊”。至少，教师在教学上的自我意识觉醒将遥遥无期了。

       只有一类人适合办学，他们是真教育家，可是他们在教师面前却永远装傻说：我不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