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再谈“钱学森之问”：

　　“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勤奋，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性的拔尖人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近日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演讲一开始，朱永新就把“钱学森之问”抛了出来。

　　面对台下数百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这位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指出，造成我国缺乏世界级科学大师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文理分科。他引述一篇评论的话说，中国不缺少才智过人的学者，但是很少有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巨匠。一些人过分关注科研的果实，而忽略了成长的过程，在利益的驱使下作科学研究，往往会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甚至欺诈造假。

　　“没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一定走不远，他不会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仅仅为了个人——这种动力是有限的，因为个人所追求的东西总是有限的。”

　　朱永新指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国公民阅读能力下降，导致了公民总体素质的下降。他认为，表面上看来，阅读是个体性行为，但犹太人的例子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从1901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人数量已过百。华人，特别是本土华人与之相比，差距立现。“犹太人是阅读量最大的民族，他们平均每人每年的阅读量是65本书，我们是多少?5.14本书，其中还包括教学书、教科书，相差10多倍。”

　　满堂灌的教育体系是朱永新抨击的另外一点。在他看来，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大学课堂和中小学课堂没有什么两样，“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很多老师都是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不需要更新，因为“没有对话的压力”。而真正好的课堂，一定是对话的课堂，一定是讨论和争论的课堂，这样才有活力和生命。

　　“智慧没有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最大问题。中国人的智慧被管死、被套住了。”朱永新说，“具体来说，地方管的太死，学校管的太死，行政部门权力太大，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教育活力没有得到发挥。”

　　他还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在我国，民间资本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教育体系，民办教育的活力及其对于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与激励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教育改革，如果没有民间财智参与，无法真正进行，势必导致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