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师要求孩子练钢琴，而孩子却不是非常有兴趣，尽管孩子已取得了一张级别证书。这位教师认为，成功只能来自勤奋与汗水，于是便要求孩子在假期中加强练习。我在博文中偶然看到这个故事时，便率性而为地评论了几句：
       勤奋可以让人成为一流人才，但绝不可能让人成为超一流的人才。一流人才可以混碗饭吃，而只有超一流人才才可能在某个领域有所创新。超一流的人才，不可能没有兴趣。你的孩子将来可能以弹钢琴为生，但不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音乐家。
       学校里的教师天天要求学生练习，也可能让学生考上大学。中国有那么多大学生，但没有多少人是创新人型的人才，原因便在于，教师要求学生天天练习，甚至逼迫学生学习不喜欢的科目，根本不用考虑学生的兴趣。倒头来，学生确实考上了大学，但都是平庸之辈。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这个现象呢？
       暑假参加新课程培训时，来自北京四中的主讲教师说到一件事。有一家研究机构，长期跟踪研究了几百名考上北京清华的“状元”。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状元大多非常平庸。按这位教师的说法，在总分上线的前提下，他宁愿每科的成绩不均匀，比如，宁可语文150分，数学100分，也不宁愿两科都是125分。
        对于这种观点，我基本上赞同。当年，沈从文和吴晗考清华时，不都是数学才几分或十几分的成绩吗？然而，他们凭借着国文天赋，终于敲开了清华的大门。时至今日，清华已成为政府操练民众的场所，学生要“红”，还有总分上线，才能考上清华。沈从文破格考上清华的历史，还会重演吗？当年若考不上清华，沈从文顶多成为一名教书先生，碌碌度过此生，而不太可能成为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学巨匠。
       昨天在八频道，偶然看到了《亮剑》，这让我又开始思考起来。李云龙没有受过什么规训，所以才有如此优秀的指挥才能。相比之下，赵政委可以将独立团带成一个“模范团”，循规蹈矩不犯错误，但永远不可能有赫赫战功。从李云龙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
       有一次，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引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的日军。在增援的路上，各路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中国军队不知为何出现了日军，但却都认准了一条：你来到我的地盘，我就要打你。于是，缙绥军、中央军、八路军、游击队等中国武装，开展了一系列的阻击战，让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他们给予了日军有力的打击，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客观上有力配合了李云龙对平安县城的攻打。在战后的总结大会上，八路军司令部评价说，李云龙未经请示批准对平安县城的攻打，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相当于打了一次战役。从战果来看，有意发起的战役的战果都不比过这次偶发战役。
       看到这里时，我会心地笑了笑。这次战役不是一种“自发秩序”吗？自发秩序往往要比人为秩序好。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好，开放课堂比预设课堂要好。李云龙的行为属于自发行为，引起了某种“振荡”，使二战区的秩序开始自组织。一系列战斗后，八路军扩大了根据地，使得晋西北的秩序实现了重新组织。
       李云龙始终爱“惹事生非”，经常不经请示便擅自发起攻击。了解他的日军也说，他打仗根本没有章法。这种无章可循的打法，多少让日军大为头疼。然而，他却有一种天赋，能在自发秩序中捕捉到战机，打出一次漂亮的战斗。这足以证明，他没有受过规训，这才铸就了他的指挥才能。
       军队里如此，学校也如此。人们认为，学校是学生知识的场所，然而我要说，学校更是规训学生的场所。这种规训泯灭了学生的个性，扼杀了学生的天赋。现代学校都有这个问题，然而中国学校的问题却是更加严重。
      “创造性的天才不是训练出来的。没有培养创造性的学校。所谓天才，恰恰就是藐视一切教育和规则的人，他离经叛道，在过去无法行走的土地上开辟新的道路。他向是是自我塑造的。他不祈求任何有权者有势者的支持。”（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2007，P20）创造性的天才都有点我行我素，不喜欢循规蹈矩。一句话，他们都是不乖的孩子。事实上，只要是天才，便不可能遵守规矩。诚如李云龙所说，“乖孩子往往没出息，不乖的孩子却往往能干出大事。”
       运笔至此，我不禁为人类的命运伤感起来。人类文明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却是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弗洛伊德也大概说过，人类文明压制了性欲。理性主义、官僚体制、极权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人类自己。
      人类如此，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学校通过规训培养的，不可能是人，更不可能是天才，而只能是工具与狗。对于中国教师而言，保护孩子们的天性尤其重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的真谛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尤其是不要成为什么“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只是需要教师去发现孩子的天赋，为他们的天性撑起一片自由的天空——唯有在这种教育中，孩子才可能快乐幸福地成长，也才可能成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