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只要有社会不平等，就会有教育不平等，因为教育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折射；但另一方面，努力克服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是教育的使命之一，亦即教育对个人发展的补偿性功能。所以，社会的和谐发展必然要求教育的均衡与平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在不同的教育组织和教育群体之间，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并最终落实在人们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使受教育者个体获得个人教育及能力发展的机会均等。不过，均等不是绝对平均，均等是指个体尽可能不受资源分配和占有的影响而受到最好的发展，而不是每个人达到相同的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多年的教育理想，叫做“教育面前机会均等”。

早在1967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就对“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概念作了特别清晰的分析，科尔曼讨论了五种教育机会均等的界定：第一是以杜区对学校的投入差异来界定，如每个学生的费用、校舍、图书馆、教师素质等；第；是根据学校的种族构成来界定；第三是包括学校的各种无形特点，以及可直接归因于社区对学校投入的某些因素，这些无形特点包括教师的德行、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学生在学习上的兴趣水平等；第四是根据学校对背景相同和能力相同的个体所产生的教育结果来界定，即如果给予个人相同的投入，教育机会均等就是结果的均等；第五是根据学校对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能力的个人产生的教育结果来界定，这样，教育机会均等是在个人投入不同的条件下获得均等的教育。科尔曼界定的教育机会均等其实就包含了不同教育类别、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之间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

但对于中国来说，均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教育资源的相对充足，因为我们在教育上的有效供给不足。就教育价值来说，中国教育投入仅占世界的2％，但是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受教育人，却占世界的17％，这在总体上影响了教育的均衡发展。根据PISA的研究结果，合理的教育投入能够获得优异的教育质量，例如芬兰、日本、韩国等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引发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研究发现，受教育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农村）、家庭背景（父母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可以进入什么样的学校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研究也显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学生学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通过影响教育的投入和资源获得而影响学生的教育机会，由此可见，教育投入是教育均衡发展的硬道理。

当前，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以刺激内需，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是2800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大体是3700亿；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是18000亿；医疗卫生、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投资是3500亿；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是1600亿；灾后的恢复重建，重灾区是1万亿；文化教育事业是400亿。从数据看，文化教育占全部投入的份额最少，仅1％，不过，如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不仅有利于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可能也是真正从长远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