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建议完善法律推动助人为乐
　　“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为荣，助人为乐等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代代传承，与物质文明蓬勃发展交相辉映，铸就了上下五千年的灿烂辉煌”，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刚到北京，就提交了一份《让制度安排托起助人美德》的提案。

　　郑惠强说，检视当下，毒食品、黑心棉、“豆腐渣”工程、撞伤不如撞死、没钱就不救治……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人感慨道德滑坡。同时，以彭宇案为代表的种种“好人恶报”事件，又让越来越多的人感慨“好人难做”、助人有风险。是否要扶摔倒老人？是否要追小偷？是否要救汽车碾压的幼儿？人们倍感纠结……

　　道德倒退的现象较为复杂，郑惠强认为，简单地对某些个人或者某个群体进行道德谴责是没有意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需要各级政府积极引导，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更需要加强制度和机制保障。

　　为此，他建议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着手，让助人者不但能无后顾之忧，还能享救助之乐、有救助之技、成救助之网，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首先，我们应完善立法和司法体系，让助人者无后顾之忧。加强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行为的立法保护。

　　借鉴美欧及新加坡等国的相关法律，制定《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加大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者的保护力度。

　　一方面，加强对助人者的保护力度，制定“好心人免责条款”等，使助人者不会因为紧急情况下施救而成为被告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必要时由政府承担助人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带来的无法预知的后果；

　　另一方面，加大对被助者诬陷助人者行为的惩处力度。确认发生诬陷行为的，一律记入个人诚信记录。情节特别轻微的，被助者须亲自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或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情节较为轻微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处以拘留和罚款；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根据刑法第246条、274条等规定，以诽谤罪、侮辱罪或敲诈勒索罪论处。

　　其次，应完善奖励和宣传制度，让助人者享助人之乐

　　鼓励见义勇为行为。要加大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见义勇为基金规模，不断提高物质奖励标准；将见义勇为行为与升学、就业、优先享受社会保障等相挂钩；助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误工、致残、致死或遭受其他重大损失时，政府部门和基金应加大对助人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资助力度；助人者因见义勇为遭遇法律纠纷时，由政府指定的部门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或帮助聘请律师。

　　倡导助人为乐行为。对不符合见义勇为标准但可能蕴含一定风险的助人行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包括物质和精神奖励、发生法律纠纷时提供法律援助等）。在就医、保障性住房申请、本人或子女就业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提供帮助。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开展不同层次的助人为乐评选和推荐活动，宣传表彰奖励助人为乐行为，形成助人为乐光荣的良好氛围，重塑道德规范、强化社会信任。

　　第三，要完善教育和培训体系，让助人者有救助之技

　　积极普及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将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教育体系，作为中小学、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等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课堂授课、救助演习、见习实训等形式提高救助能力；将普及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列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加强面向大众的培训和宣传；将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公益广告宣传序列，倡导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建立分类救助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强对特定责任人员（如医生、警察、消防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救助义务和救助技能教育，并将其纳入考核体系；强化特定责任人员的救助义务，加大特定责任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见死不救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对普通公众和未成年人救助常识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强化施救时的自我生命安全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