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被他的“粉丝”们及一些低俗的媒体吹捧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与“中国当代的孔子”，至于论证与证据是不需要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他的教育成就是“公认”的。其实，“大家”这个家是多大的家？“公认”的公有多公？这是值得分析的。

我就听到许多比魏书生更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学者与教育工作对魏书生先生并不那么认同。这种不那么认同原也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要有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肯定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的，还是否定他的教育思想的，都相对缺乏认真细致的分析。肯定他的仅仅因为他成名了，创造了中国的教育神话，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特别是得到官方的充分认可，模仿他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认可和荣誉，这就是所谓的魏书生方法的实用所在。至于学生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全然是不用考虑的；而否定的依据也似乎不足，仅仅是说他的做法缺乏新意了，多少年来没有什么变动了之类。其实，这样说也不是什么很好的理由。我以为如果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有道理的，对中国的教育改革确实是有帮助的，对中国人的成长确实是有好处的，那么即使百年不变也没有不对的。就像孔子有的教育思想即便千年不变又有何妨？否则的话，就是一年不变也是要不得的。

刘铁芳先生批评他的教育思想与方法是一个制造“听话者的教育技术”。这样的批评就是有分析的、深刻的教育批判。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价值的批判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以为对我们教育有作用的，不管是要批判还是要赞扬，而是无论批判还是赞扬都要力求以理服人，把分析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一些，把各自的道理说出来。我准备对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方法作一点系统的、深入的、细致的分析与批判，不是对魏书生先生有什么个人成见，而是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方法与实践，作为当中国代基础教育的公共现象，不论你喜欢还是讨厌，已经有了它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他建立的教育神话，已经深入到了许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去了。对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梳理，会助于我们的教育改革的进入。也有利于把我们的教育改革重新定位。认识到教育改革存在着什么问题。魏书生先生的局限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他的种种错误的理念与不恰当的做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都是可以作出说明的，也是不难理解的。他的成功也是迎合了一个时代的成功，他的耀眼的光芒注定了他只这个时代的流星____“文革”后的一个短暂的流星。因为他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一种反人性的规训化的技术。是一种营造“模范监狱”的方式，因而是反教育的。随着中国社会真正的人性化与民主化的进程，这种方法必然会慢慢被人耻笑。除非中国的历史再次倒退到“文革”的社会环境中去。我想如果这样，就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的不幸与悲哀了，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与悲哀了。我批判魏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方法，正是有这样的忧虑的原因。

因此，魏书生先生不可能能够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比，更不可能与万世师表的孔子相比。孔子无论怎样，他的影响使中国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成为了中国人。如果中华民族的教育不幸选择了魏书生，那么，这个预言是可悲的。我们不用遥望多远的未来，二战时的纳粹集中营就是其缩影。只不过教育界永远不会有纳粹式的强令和暴力。但其对人性的规训与控制的本性是一样的。这也是我对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方法为什么要作一个系列的深入的分析与批判的原因。我知道这个批判的工作会吃力不讨好，会受到许多因魏书生而得益的人的责难甚至谩骂。我也知道，要改变魏书生先生赖以成功的社会并不容易，有时简直就是不可能。这样的事虽然艰难，但还是要有人来做。我只是不想让“80后”、“90后”、“2000后”的一代又一代来责骂我们这个“60后”与“70后”的一代也是不负责任的没有出息的一代。所以，我从不指望这个批判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个人的实惠与名誉，相反，我准备好了为这个批判承受任何压力甚至迫害，乃至臭名昭彰。只因为想把“文革”的余毒的火焰掐灭在自己这一代。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让后人记住的也只能是这个使命。

200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