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母亲薛韫秀 薛韫秀同志

　　2007年三四月间，母亲的书稿终于整理加工成三大部分：上篇《永远的亲情---我家的故事》、中篇《永远的爱情---汉煌和我的故事》、下篇《永远的社会情怀---我的人生故事》，可称为我母亲的情怀三部曲。

　　在本书整理加工的过程中，我母亲做了手术。华山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母亲的病高度重视，精心治疗。母亲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过了一次生死关。目前，母亲正在进一步疗养中。现在，经过听取多方意见和多次审改，母亲的这本回忆录终于问世了。我愿借本书出版之机向母亲献上最衷心的祝愿，愿我的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哥哥和我是在父亲早逝的情况下，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从小我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非常地依赖母亲；而母亲也对哥哥和我的成长，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本书中提到，我父亲逝世后我母亲有4次大的患病，在这4次患病中，母亲都不忘照顾哥哥和我，不使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受到影响。第一次大的患病在1953年-1956年，母亲因骨结核从胸部到腰部打上石膏，全身被箍住，但就是这样，她也不忘给当时幼小的哥哥和我讲故事，逗我们玩耍，随时注意我们的作息状况。第二次大的患病是在“文革”中，母亲得了急性肝炎，住进医院，我当时在安徽省怀远县工作，开始她没告诉我。我知道后，赶回去到医院看她，她对我说：“只要你有出息，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你哥哥在上海工作，环境比你强一些，如果你能在环境差一点的地方成长起来，我就会放心，这是最好的补药。”这些话从那时起，时时敲打着我的心灵。第三次大的患病是在母亲离休后，她由于贫血被送进医院，医院三次发了病危通知，她要求医生不要把消息告诉哥哥和我，怕影响我们的学业。第四次大的患病上文已经提到，母亲开始也瞒着我们。我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真正做到了舍生忘死。

　　如果说母亲对我们的爱是亲情的话，那么，她同时又把这种对孩子的亲情融入到了她的社会情怀之中。从我懂事时起，我就知道，我母亲在家里和家外说的话是完全一致的。在家中，她要求哥哥和我要有事业心；在工作单位，她要求自己为祖国和民族尽力，哪怕自己吃苦受委屈。她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我是目睹或知道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小学毕业，基本懂事了。但关于她在解放后、“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岁月里所受到的冲击，她从来没向我们吐露过只言片语，我是从帮她整理书稿时才了解到的。我母亲的心地很单纯，只装着事业和孩子，她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岁月里已经流行、在“文革”中全面盛行的“关系学”，全然不知、不懂，也充耳不闻。这是母亲的优点，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可能也是母亲的缺点，我就曾这样看待过母亲。母亲在本书中曾经提到过，我在安徽怀远县水泥厂务工时，曾希望她帮助联系在上海为我们厂买一些粉碎机之类的机械产品，以使我可以成为长驻上海的采购员。她告诉我她没有这种路子，教育我要自强。这种事情还发生过多次。当时，由于上海是大都市，是出差首选地之一，我曾希望母亲能够在我们县里一些同志到上海出差时，予以招待，从而使我在县里有好的人际环境，母亲也照例拒绝了。有一些同志到上海时，曾提出要看望我母亲，每到此时，我都要预先写信给母亲，请她接待时一定客气一些，周到一些。因为在我母亲身上，工作语言就是生活语言，生活语言也就是工作语言，完全没有人情世故那一套。实际上，正如母亲的一位地下党战友形容的那样，我母亲属于“热水瓶”性格，外边的铁皮冰冷，里面的胆心火热。当时我们县里的一些同志去看望我母亲，只要与她谈起祖国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母亲的话马上就会多起来；而与她谈一些家长里短的寒暄话，她基本没兴趣。母亲的这种习惯是一贯的。“文革”后，母亲的表哥、我的表舅王昆仑、顾毓琇都已是海内外名人，但她始终未让我与他们联系，也从未告知我联系方法；对当年与父亲和她共同做过地下工作而“文革”后成为一定级别领导干部的同志，她自己没有或很少联系，更未让我去联系。今天回想起来，我的母亲确实坚持了在做人和做事上的单纯性，也可以称作是坚持了在做人和做事上的正直性。与此相通的是，她始终表里如一地痛恨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这是完全出自内心和真诚的。她的社会情怀是高度坦荡的。

　　我母亲的社会情怀及其表现方式也绝不是虚伪的，更不是“作秀”。她从来奉行“工作第一”的原则，严于律己，甚至严苛律己。本书中已经讲到，我们家36年都住在上海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小筒子楼中，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粉碎“四人帮”后，我母亲担任了闸北区妇联主任，照理说她可以也应该改善一下生活环境，但她从来没有对组织提过这方面的要求。离休时，组织问她有什么要求要提出，她也没说。直到后来，下雨时房子出现严重的渗漏情况，才提出了调换房屋的要求，终于在离休一段时间后，算是真正住上了像样点的房屋。除了房屋之外，我母亲对吃穿也是不重视的。在离休前，母亲身上最新的一件衣服，是我哥哥用进厂工作后第一个月发的工资给她买的蓝灯芯绒服。在她离休后因急性贫血病危住院时，我赶去陪护，与母亲长年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告诉我，母亲在街道和区妇联工作时，中午往往就啃一个干面包，长年累月如此，我听后眼泪夺眶而出，至今心里也有着深深的内疚。母亲在我们出生后，一直把钱花在我们的生活和营养上。由于她投身于工作，并且不太懂日常家务和精打细算，要把我们寄托或雇保姆照顾，总是要支出很多钱。而我从小多病，在治疗和营养上，从来都是家里的耗钱大户。我插队落户后，母亲的工资经常要寄给我一部分，每次都寄二三十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是在母亲的经济扶植下才走过了插队历程的。母亲本来是有条件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的，但在离休前，她完全忽略并从不讲究自己的吃穿日用，一切简易从事。与此同时，母亲总是对工作和事业抱着崇高的热情，她从来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工作和事业，真正是她的第一生命。母亲是把这种忠良贯穿在了她的日常生活中。

　　我上面所作的关于我母亲的叙述，现代的人们可能会讥之为“正统”，更会认为是“不合时尚”。而我却从内心深深崇敬着我的母亲。我认为，我的母亲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想型”人物，为了事业和奋斗目标，不惜吃苦受累。我也认为，当今社会，浮躁风气日盛，短期利益驱动着许多人做短期行为，恰恰在这种环境下，我母亲的作派显示出了她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忠良传世！母亲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会传播我母亲这一代人的精神！我真诚并由衷地相信，我母亲这一代人的精神一定会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