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教授 　　学校的自主是有限自主 　　记者：您曾说过改善政府和学校校关系的关键是转变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为什么要让学校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褚宏启：一个假设是：学校比政府更懂办学，所以办学自主权要下放。这个假设并不必然成立，因为有些校长过去对教育行政部门依附惯了，严重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力，不如教育局长更懂得怎样办好一所学校。但是，即便政府更懂教育，也应该下放权力，否则学校永远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附性，校长永远没有机会锻炼，提高自己的自主管理能力。
　　另一个假设是，学校有了自主权，不再受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就可以专心办学，就可以增进教育和教学活动的专业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个假设中的推理并不必然成立，自主权大了不等于专业性就强了。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政府放权给学校，校长把下放的权力截留了，没有进一步下放给教师，反而用新增的权力损害教师的本来就很少的教学自主权。如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匮乏，就难以使教育教学保持高水平的专业性。因此，需要“二次放权”，校长把政府下放的权力再进一步下放给教师。
　　记者：为什么给了学校自主权，又要对之进行监控？
　　褚宏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后，政府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管制，这是政府与学校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一种客观需要，因为学校也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理论上讲，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政府放权给学校，学校获得的不仅有权利，还有义务和责任。既然有义务和责任，就需要政府对学校履行义务的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管、监控、监督。
　　即便市场机制进入教育领域后，政府依然有管制教育的职责维护教育的公益性的义务。政府在培育、发展和规范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责任是培育市场发展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制定有利于教育市场发展与规范的“游戏规则”，创造教育领域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还应纠正市场功能缺陷和市场失效的消极效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教育，缩小差距，推进教育公平。 　　有限的政府应有所不为 　　记者：学校的自主是有限的，政府的管理也应该是有限的，在调整政校关系中，政府应该怎么做？
　　褚宏启：政府对教育承担的管理职能应有限、合法，与政府所拥有的教育行政资源和教育行政能力相对应。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都属于政府不该管的职能，都应该列入政府“不为”之列。
　　教育行政的有限职能观要求政府：（１）放弃“不该管”的职能。“不该管”的职能是指属于学校自主办学权的职能。这些职能要坚决下放给学校。例如：学校内部一些具体的人事安排，中层干部使用、职称评聘、报酬待遇等，应让学校有更多的权限。（２）强化“该管”的职能。这些职能包括：对教育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教育政策和法规，规制有效的制度并承担制度推行的责任；制定各类学校设置标准和质量标准；制定教育发展规划；通过公共财政分担学校的教育成本，并通过转移支付促进教育公平；建立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服务体系；组织对各类学校教育质量进行检查评估等。
　　记者：当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时，会出现哪些负面影响？
　　褚宏启：这会给政府自身和学校发展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１．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政府精力分散，负担过重，不可避免出现忽视大局、决策失误、行为失职、政策失灵、效率低下等问题；２．压抑学校的办学活力，滋长学校对政府的过度依赖；３．导致政府垄断教育，挤压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办学的空间，阻碍各种教育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
　　现存的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府职能进行反思，并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应该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不是全能者，不能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政府不应该垄断学校的管理权，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变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边管理为政府、社区（家长）共同参与的多边管理。 　　偏袒任何一方都有害 　　记者：政校关系调整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怎样的关系是和谐的？
　　褚宏启：让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做最该做的，最擅长做的事，是最有效率的。否则，是社会分工不细致，专业化程度不高的表现。政府与学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和社会使命。调整政校关系，只是确定政府应该干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确定学校应该干什么，并从两者关系的视角厘清政府行为和学校行为的边界，划清政府权限与学校权限的界限。
　　在研究政校关系时，人们往往一边倒地批评政府。认为政府该做的不做，做了不该做的。实际上学校也有类似问题。学校和政府一样，也存在一些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存在一些违背教育精神，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学校的形象和政府的形象都需要重塑。 　　褚宏启  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教育法学、教育政策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和教育现代化理论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兼任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小学骨干校长工作研究会会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方专家、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咨询专家。
　　出版个人专著４部，合著多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著作《杜威教育思想引论》、《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学校法律问题分析》等分别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文艺复兴教育研究、教育现代化研究、学校法律十五研究方面均居于前列。 　　语丝 　　● 政府放权给学校，校长放权给教师，老师放权给学生。放权不是神话，但放权必须落实到课堂，让课堂真正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所有的改革必须最终落实在课堂上，改革如果最终对课堂不发生影响是没有意义的。
　　● 教育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不管体制怎么变化，经费怎么投入，如果没有对实实在在的教育过程发生影响，那么改革都是表层的。可以说目前校长的教育者角色做得不好。校长要做好教育工作就要懂教学，就要走进课堂。
　　● 名校长留给社会的最大贡献不应该只是个人的人格魅力，这个东西没法学，应该把个人魅力转化为可操作的学校规则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对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可持续的推动作用，别人也才能学到手，发挥更大的作用。
　　● 如果在教育领域，经济话语压倒了教育话语，教育就会丧失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其主题性就会荡然无存。
　　● 处罚学生本身也有教育作用，但却是一种负面的作用。动辄处罚，说明教师教育艺术方面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