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桥中学读书的孩子们
  
  
    兴参小学“每天锻炼1小时”的“大课间活动” 
  
  
    泉阳镇小学的“读书小明星” 
 
  
    仙人桥中学的老师正在拍摄公路越野赛 
  
  
    仙人桥中学的校训“博” 

      编者按

    有人设想：到某一天，中国的农村学校就像城市学校的孪生兄妹，从外观和拥有的设施来看，它们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就算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这种表面上的均衡是否能够重建我们理想的乡村教育？

    教育均衡之路，既要缩小差距，也要尊重差别。按照城市教育的标准和眼光去评价乡村教育，可能会扼杀那些土生土长的教育智慧；按照城市教育的标准和要求去重建乡村教育，又会导致它陷入迷失和混乱。它既不可能完全城市化，也不应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没钱、缺师资的乡村教育怎么办？我们不妨去看看抚松教育工作者的实践，他们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对于培养人的事业，其活力只会由尊重教育规律，并对办学充满感情的人来激发。

    这里的中小学没有塑胶跑道、体育馆，没有可用自来水冲洗的厕所。为等待安全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它们曾经不得不花上十几年时间。更糟糕的是，在这里任教的老师，很多人只有高中学历，很难找到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

    尽管如此，对于长白山脚下的吉林省抚松县而言，它的教育还是值得一提。一位校长说：“我们和城里的学校不能比办学条件，就只能比比办学思想了。”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把“办学校”比作“过日子”：“我们虽然只有几斗米，几桶油，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我们要提供适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让孩子来适应我们的教育。”教育局长陆世德说。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样，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还将继续困扰抚松县，但令人欣慰的是，它没有扼制那些学校迸发出的活力。至少，从这几年来看，抚松县因地制宜，用心办学，为农村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教育。

    博学、博爱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

    中国有多少学校以“团结活泼，严肃认真”作为校训，这很难统计，但可以肯定，这8个字无疑是千校一面的象征。这些年，抚松县的40多所学校先后告别这类毫无个性、指向不明的校训，体现了他们重树教育理想的勇气。

    他们结合师生的智慧和学校的特点，确定了新的办学方向。譬如“用心去做”、“实”、“永不言败”、“负责任”、“练好每一招”、“为18岁做准备”。这些校训让人耳目一新。

    仙人桥中学的校训只有一个字：博。它以令人瞩目的姿态出现在教学楼旁的一处悬崖上。7年前，郭宪军出任这所农村中学的校长，他请来3个师傅，用两天时间，在这处距离地面大约100米的峭壁上，用60斤红油漆写成了9米高的“博”字。在郭校长看来，为宣扬这种“博”的精神，值得在峭壁上冒一次险。

    “师生要博学博爱，这比单纯的知识学习更重要。”郭宪军解释说，“博还应该与雅结合起来。”他今年50岁，出身农村，第一学历为高中，却雄心勃勃，要将那些没有良好卫生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 

    “目标很高，但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他憨憨一笑。他们迈出的第一步，是把脏乱的校园改造成“良好的育人环境”。这所学校距离县城22公里，面朝清澈的河流，背靠一座小山，曾经杂草丛生，鼠蛇出没。

    对于这个只有312名学生、公用经费年仅20多万元的学校来说，要使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为育人的场所”，老师们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了。结果是，他们几乎重新打造了一座校园，而且省了一大笔钱。

    曾经人迹罕至的山坡，成了师生们闲庭信步与读书的好地方。老师们从大山里挖来上千立方米腐殖土，使这个只利于石头存在的地方变为适合400多棵树、50多种中草药生长的园地。那些枫树、桦树、松树以及党参、黄芪、五味子等中草药，都由老师们从周围的大山移植而来。这种用心办学的行为，也得到了当地林场的支持。

    半山腰有个“志远亭”，那里存放着大约100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旧书，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百科知识和爱我中华等丛书，无人看管。每天都有人来到这里，津津有味地翻阅着它们，但没有人会把书夹在腋下或塞进书包悄悄带走。一名九年级的男生引用贴在食堂墙壁上的口号，告诉记者，他们“即使饥肠辘辘，也要风采依然”。

    这些农村孩子竟然还克制住了嘴馋的诱惑，没有偷偷把手伸向师生们共同种植、培育的草莓、樱桃、李子和山梨，尽管这些果实都长在唾手可得之处。他们期待“收获节”的到来，在老师的带领下，满心欢喜地把成熟的果实摘下，分送给各个班级。“收获节”是抚松县多所农村学校每年固定的节目，它让学生们品尝到了劳动的滋味。

    仙人桥中学的用心，还可从一条200多米长的水渠、两座小型拱桥和随处可见的石头上体现出来。毫无例外，它们都是教师们的杰作。引山泉水而来，是为了让学校显得更有灵气。而由一名副校长和后勤主任设计、建造的“贤桥”与“仁桥”，则寄予了学校对学生们成才的希望。

    老师们不忘“说教”，还把许多名言警句刻在石头上。这些石头，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从它们生活多年的大山与河流来到这里，成了“博园”与“雅园”的一部分。《大学》、《礼记》和《论语》中的一些句子也被摘录出来，被精心印制成“竹简”挂在墙壁上或张贴在台阶侧面，使同学们在举手投足间接受古老智慧的熏陶。

    郭宪军说，他们是在学习大庆油田人的精神，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办教育。这所买不起体育器材的学校，曾自购钢筋、轴承和钢管，派老师去县城公园了解器材的结构和标准，制造了“太空漫步机”、双杠和单杠，供师生们用了3年。

    这种“大庆人”的精神在很多学校都有体现。抚松十中的几位生物老师，钻入深山老林，采集来几百种植物，建成一个生物实验基地。其中一次，一位老师为采集一棵生长在峭壁上的罕见花卉，用绳子吊起自己，花两个多小时挪到它的旁边，让其他老师惊出一身冷汗。

    用生活教育改造农村孩子

    “让农村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是一句写在兴参小学墙壁上的口号，也是抚松教育工作者的心愿。

    校长丛树森把它刷在面对操场的墙壁上，让全校师生每天都能看到。更重要的是，学校在县教育局的指导下，找到了让口号从墙上走到地面的途径：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这所农村小学有大约10亩林地和菜园，有食堂、宿舍和图书室。在镇上，有储蓄所、敬老院、派出所、卫生院、加工厂以及风光秀美的大自然。这些都可以成为它探索生活教育的资源。

    在“娇生惯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上，这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学生几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从2009年开始，他们要接受学校的改造，朝陶先生确定的目标努力：锻炼强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

    这些6岁至12岁的孩子每月有两三天的时间走出教室，去实践学校开设的这类课程。和仙人桥中学的学生一样，他们得到了亲近土地的机会，开始了解细辛、五味子等中草药和葡萄、白菜等果蔬的习性，并负责为它们松土、施肥、移苗、遮阴。

    五年级的赵颖在今年春天还和同学们以“环保小卫士”的身份，考察了家乡的4条河流。她看到了人们抛弃在河里的药瓶、衣服、旧鞋和动物尸体。“原本清澈的河水被人们糟蹋得太惨了。”她痛心地说。同学们用从中学借来的ph试纸测试采集的河水，发现它们达到了酸雨的浓度。“要赶紧制止人们污染河流的愚蠢行为。”“环保小卫士”语气急切地表示，“首先我要管住自己，不往里面扔东西。”

    赵颖还借“小记者在行动”的课程机会，向信用社请教了存款利率的问题、在派出所了解兴参镇的老年人口比例和暴力犯罪情况，她还观看了人参的加工流程，并学着分辨它们的种类。

    她很期待去大自然中寻找春天和秋天。当这一天来临，她和同学们带上画笔、书本和食物，徒步走向5里外的森林。孩子们的任务包括认识几种树木、花草和菌类，并用彩笔描绘出自己观察到的风景。当然还有野炊和节目表演。总之，那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

    这些小学生偶尔还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在“今天我当家”的课程中，老师要求他们至少挣5元，并负责全家一天的生活开支。那些脸皮薄的学生会召集三五人，一起去街上的集市叫卖从菜地里采摘的各种蔬菜，他们在情急之下会拽住路过的熟人和老师。一名男生感叹“挣钱不容易，爸妈不容易”，他写道：“我们家一天的花销还真不少，光买菜就花掉了20元钱，我还没敢买好的。看来真的要节约。”

    他们身为小学生，有时也要学着“经商”，在校园小集市中锻炼推销各种玩具、书本和小工艺品的能力。赵颖在一次活动中和同学叠纸鹤卖，五毛钱两至三个。她们通过描述纸鹤的漂亮和它具有的美好寓意，并附加“你买了，还可以教你如何叠”的营销策略，引起一些同学的购买兴趣。

    在距离兴参小学30多公里的泉阳镇小学，校训是“为18岁做准备”。从这里毕业的孩子，将来不管是当农民还是跻身知识精英行列，可能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习惯：阅读。他们的校长王延胜，一位高中毕业，当过会计的中年男子，认为“让乡村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不是硬件条件的完善，更不是增加课业负担，而是阅读”。

    实际上，这是全县性的行动。教育局局长陆世德今年还专门签发“读书行动计划”，指出：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学生是缺乏获取新知识能力和发展潜能的学生；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学校是呆板沉滞、令人窒息的学校。在王延胜从事教育工作的29年里，教育局把读书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是第一次。

    王校长鼓励学生们分享书籍，每人拿出一本书来充实教室的图书角。他为学生们提供表现的机会，以刺激他们继续读书的欲望。这些活动包括定期举办的读书沙龙、由学生主导的读物推荐课、内容丰富的读书节和七级晋级方案。

    学生若想得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最高级：一本紫色的证书，需要证明自己已完成大约1500万字的阅读量，提交130页的文摘内容和不少于800字的名著研读报告。其必读的38本书目中，包括《爱的教育》、《汤姆·索娅历险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书。在刚毕业的80名学生中，有12人得到了这张紫色证书。

    六年级的亓文龙认为“得到那张证书比语文考100分更有意义”。他喜欢读科幻、冒险类的作品，用过年的压岁钱积攒了30多本藏书。“读书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就像在沙漠里找到了绿洲一样。”他说。

    其实，王校长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先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而不是看重他们到底读了多少本书，读得有多好。

    做力所能及的改变

    陆世德赞赏这些学校为给农村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我们条件有限，能做力所能及的改变，就很不错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向学校提出了高要求。在一次全县教育会议上，陆世德强调了构建“课程超市”的重要性。“假如学校是供应商，学生是消费者，学生需要什么课程，学校都要满足其需要。”他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在课程的开发、构建和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原来那种没有师资就不能实施课程的理念。”

    “师资问题很难改变，如果安于现状，一味抱怨，也没有用。”他对记者说。2001年后，抚松县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除了一些特岗教师的到来，没有增加一张新面孔。

    在仙人桥中学，所有教师都被要求自学一门“特长”，以便“让学生的兴趣爱好得到一点满足”，比如乒乓球、太极拳、十字绣、根艺和石头彩绘。这所学校最初只有一名管后勤的老师会打太极拳，他责无旁贷地成了几名老师的拳师。心理学专业毕业的特岗教师王常玲，在吉林师大读书时选修过“心理小品”，便成了17名学生的表演课老师。她说，有的同学其实很有表演天赋。

    “我们底子薄，起点底，只能现学现卖，好在很敬业。”校长郭宪军说，老师们提升所学“特长”的渠道，一般是利用光盘、书籍和去附近学校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有些人看来，仙人桥中学的“课程超市”或许显得“寒碜”，竟然连“一分钟朗读”也能成为供学生们选择的对象。但令人称奇的是，它催生了“状元节”的出现，并激发了很多人的自信心。

    几十位“小状元”的照片和他们的获奖感言被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作为一种荣誉而展示。谁在1分钟之内跳绳的次数最多，就可以获得“跳绳小状元”的称号，比赛可以那么简单。“我很享受大家围观的感觉，在那时特别自信。至少我能把绳跳好。”“小状元”范遥说，他的学习成绩处于班上的中下等水平，无法带给他自信。

    “趣味数学小状元”刘荣萍说：“我们会的东西，和城里的孩子比起来，是很简单，但我们只要会一门擅长的东西，就很快乐。”

    陆世德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另一种努力，是在全县只有一位音乐系毕业的教师的情况下，推广“班班有合唱”。他说：“我们没有条件让山里的孩子接受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现代化教育，但用艺术、用音乐来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是我们能够办得到的。”

    学校把合唱当做了育人的渠道，以此培养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倾听的能力。抚松实验小学是其中的代表，它的合唱队曾受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邀请，与香港的合唱团同台演出过。一位名叫王茂莉的班主任最初抱怨合唱增加了她的负担，但后来她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并将之视为小组学习之外，加强班集体合作的重要途径。随着合唱的深入，孩子们掌握一首歌的时间从最初的十来天缩减到了现在的一两节课。而且，他们表现出了互相尊重的美德和落落大方的姿态。

    对于这种注重声部之间合作的歌唱形式，六年级学生于佳宁的理解是：合唱就是要有默契，不可以自己唱自己的。实验小学副校长温丽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变化和好处，我们校长和老师才愿意接受合唱。”

    如何让学生们受教育的过程多一点乐趣，并给这些未来的校友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抚松县的校长们似乎擅长此道。

    孙立功是抚松县第十中学的校长，他饱含感情地说：“我有一个理想，就是让学生们毕业以后，依然怀念这所学校，依然想回到学校来。”

    孙校长试图使学生们入校时就播下这颗怀念母校的种子。他在开学典礼上设计了一项“珍藏理想”的活动。请同学们把自己的理想写在纸上，装进标有班级和姓名的信封里，然后放在学校的收藏室。20年甚至50年后，欢迎他们回到学校打开写给自己的这封信。

    那些理想和学生们“最心爱的一件东西”，暂时寄居在学校一间大约10平方米、由卫生间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孙校长对此抱有愧意，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好好建一个珍藏室，绝对不能把它们弄丢了、弄坏了。”

    多年后，当仙人桥中学的毕业生们奔跑在大学的塑胶跑道上时，他们可能还会想起当初在乡村道路上竞赛的情景。记者来到这所中学采访时，正好遇上它举办第29届公路越野赛。全校300多名学生在接受了镇卫生院医生的体检后，要在一条跑着三轮车、拖拉机、摩托车和大卡车的乡村公路上完成大约5公里的赛程。

    手持发令枪的男教师面对那些跃跃欲试的学生，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能靠公路右侧跑，这道不是咱家的。”

局长在乎校长 校长才会在乎学校

    仙人桥中学。在志远亭看书的孩子们

      一种忧虑的情绪偶尔会袭击抚松县的校长们。有人嘀咕：如果陆世德不当局长了，抚松教育会不会大倒退？“作为教育局长，最重要的是创造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条件。”48岁的陆世德微笑着回应。他说，是全县46位校长而不是他，决定着抚松3万多名师生的精神状态。

    他至少重塑了校长们的职业理想。抚松十中的孙立功、兴参小学的丛树森以及仙人桥中学的郭宪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只是把“校长”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习惯那种在酒桌和牌桌上打发时间的生活，提不起献身教育的激情。

    51岁的孙立功“在陆局长的潜心带领下”，才发现“教育原来那么美好”。他态度诚恳地表示：“我将办学作为生命的追求。”已经做了十几年校长的郭宪军，期待自己的努力能为师生们留下点什么，“等到退休时，能心里坦然，对得起这项事业”。

    校长的岗位在课堂

    陆世德最初是一名化学教师，他在担任教育局长的10年里，在全国近200所学校听了700多节课。他坚定地认为，校长的岗位在课堂。“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赞赏这位同仁：热爱、痴迷教育，对教育天生有非常好的感觉。

    由这样一个人带领校长们进行课程改革的实践，应该大有希望。尽管，那些校长大都只有中专以下学历，只会抓成绩，并且远离课堂，对一个好的校长应具有的“课程领导力”一团雾水。

    陆世德只用了一招，就把这支不务“正业”的校长队伍从酒桌、牌桌上拉回到课堂。2004年，他启动了延续至今的校长听评课比赛。让他们直接面对同事、校长同仁和教育督学、局领导等人，展示自己的评课水平。

    郭宪军目睹有人“说完上句就没了下文”，站在台上一脸尴尬。他心生同情，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他承认，“局长不这么逼，我们不会从酒桌上离开”。

    抚松县教育局甚至规定，每位校长每学期听课不能少于100节。这意味着，他们平均每天至少要听一堂课。“校长只有每天都在听课，才能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陆世德说。

    孙立功校长超额完成了这项任务，最多时达到340多节。他把听课视为亲近师生与教育的机会。“我们上午不开会，主要是听课。”他说，这已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每次外出学习，回来后最想进的就是课堂。如果有一天不听，心里会发慌。”

    陆世德在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为这些视野狭隘的校长们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把众多教育名家请过来作报告，把校长们带出去考察、学习。还先后把33位校长送到东北师大脱产学习一年。代课教师出身的丛树森就是在这所大学第一次“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如饥似渴地读了20多本教育类书籍”。

    “读书”是抚松县改造教育系统廉价而有效的手段。陆世德认为，评价一个校长是不是有追求、有眼界，还得看他爱不爱读书。教育局推荐的《当代教育家》丛书很受校长们欢迎，李希贵、刘彭芝等人的办学经历激发了他们对学校发展的思考和憧憬。

    陆世德像一位高度负责而又严苛的班主任那样，管理着班级里的“46名学生”。他要求校长们坚持写反思日记和读书笔记，并为他们的思想创造了与众人分享的机会，如每月一次的双休日校长沙龙和“校际间学习型研究共同体”基于具体问题的探讨。

    校长在乎教师，教师才会在乎学校

    “校长的眼睛不要总是盯着考试和成绩，学校教育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成全每一个人，挖掘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陆世德说。他反复向校长们灌输新的理念，鼓励他们通过改变课程去改变教育。

    县教育局对学校的要求很明确：打造生命化课堂。以解放学生的头脑、手脚和时间。它允许学生在课堂上随时随地质疑、表达和展示，要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合作者与引领者。

    这些美好的教育理念从文件到课堂，要走一段艰难的路。我们来了解两个人的经历，看这些踌躇满志的校长如何推动那支学历不高、年龄偏大、教育思想落后的教师队伍朝前走。

    抚松十中校长孙立功皮肤黝黑，挺着大肚子，从外表来看，他不符合人们理想中的校长形象。但此人正为建设一所“理想学校”而努力。

    他每年会将90万元公用经费中的三分之一用于教师培训，把四五十名同事送到外地参观、学习。他为全校160名老师配备了笔记本电脑，指定农户为每位老师每年“特供”20斤瓜子油。一位同事在闲谈中透露，他在某地吃到了味道很好的桃子，校长便嘱咐此人将这种桃子买来，作为发给教师们中秋节的礼物。

    在其貌不扬的抚松十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学校花6万元装饰的“教师阅览室”。它为人们看书、聊天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这里有椅子、沙发、冰箱、消毒柜，有免费提供的数百本书、水果、咖啡和茶（夏天有各种冷饮），还有旋律舒缓的轻音乐。

    “只有校长在乎老师，老师们才会在乎学校。”孙立功说，农村教师也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他还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学校在长春租了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打算每次送4位老师过去，让他们随长春市几所名校的老师们一起备课、听课，一周到半个月。

    孙立功是一些教育名家的追随者，便也想培养一批名师。他请全校老师投票，评选出11位学校的名师。随之而来的是“名师大讲堂”和“名师沙龙”。前者要求这11位老师每人每期为全校师生作一场报告，后者则是他们交流、争锋的平台。一位名师“深感压力巨大，每天不停地看书”。从今年开始，他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在同事中收一名徒弟。

    从兴参小学校长丛树森绞尽脑汁推动教师们读书的故事，你能体会到一位农村校长朴素的智慧。“那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很多校长都有这种体会。

    丛树森想了几个办法。比如在每周的例会上，请老师们抽签来谈读书。“没有人愿意抽。抽了，也没什么可讲”。这群平均年龄为44岁的老师毫不在乎，“反正也没什么追求”。

    那就以教研组的形式开展读书竞争吧，用金钱（最多1000元）和加减分的方式刺激这些好面子的乡村知识分子。果然有了动静。但丛树森很快发现，每次的发言者都是相同的几张年轻面孔，“读书成了几个人的事”。

    击鼓传花。丛树森想到了这一招。音乐老师背对着大家弹琴，3朵用绸子扎成的花分别在低、中、高3个年级组中跳跃。“最初大家很紧张，传递的速度很快”，有人在琴声落下的瞬间甚至把花扔了出去，众人哈哈大笑，“这一笑也就释放了紧张情绪”。

    丛校长鼓励那位发言者：“你上去说一句话也行，或者讲个故事、笑话也可以。大脑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击鼓传花”疗效显著，那些最初声音颤抖，语无伦次的发言者如今能够脱稿，侃侃而谈十余分钟。这群曾经最不爱读书的农村教师，开始享受“快乐读书三部曲”：击鼓传花、花落谁家和锦上添花。

    兴参小学的老师们得到许可，一学期可从学校报销部分费用，以鼓励他们购买看中的书籍，条件是：不超过80元；仅限教育教学类用书（现在放宽到文学、哲学类书籍）；看完后送回学校图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