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
——校园安全的海外经验
校园惨案屡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国家高度强调了保障儿童安全的重要性。怎样保卫孩子?海外一些学校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安全经验,或有可为中国借鉴之处。
日本的一所小学发生八名小学被砍杀事件后,整个国家的儿童保护体系因此被颠覆和改善。他们的安全工作细到给每个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日本池田小学为8名遇难学生所设的警钟。 (李明宪/图)
一向被认为最安全宁静的校园,现在正成为警力部署的重镇。从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全国发生了5起校园惨案。
全社会该怎样保护孩子?这一议题已被提至“国家高度”。
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并要求党政一把手“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在南平杀童案发生第六天告诉教育工作者:“生命不保,何谈教育。”
如果时光倒回到9年前,校园安全问题也曾重创日本社会,但事后,日本政府和社会集体反思,痛定思痛,建立起了一套保卫孩子的长效预防和善后机制。近几天北京三中用来防歹徒的警用钢叉,就是8名日本小学生用生命换来的应急产物。
血的代价换来全民总动员
仿佛是中国近日多起校园杀人案的翻版,2001年6月8日上午,37岁的男子宅间守手持菜刀,闯入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一间一年级教室,砍伤26名师生,其中8名儿童死亡。日本警方事后说,这是继1995年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后,日本最大的一起惨案。
旅日华人萨苏用“震惊”形容多数日本人当时的感受。“日本当时的治安相当不错,我所在的伊丹市15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萨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案发后,伊丹市政府部门也相当紧张。此后,教育专员穿着便衣定期到学校周边巡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案发当天,一场日本全社会的反思序幕由此拉开,并在当下总结出了两大教训。第一,1999年,京都一名二年级小学生被杀后,文部省曾给各学校下达《安全管理的相关通知》,但却没有督促落实。另外,学校危机处理经验不足——混乱中,受伤儿童被迟延送医。
紧接着,池田小学展开了一系列务实的补救。给各个教室配备催泪喷雾、钢叉、透明盾牌;在全校安装300个摄像头,确保没有任何死角;让教室外墙更透明,外人进入前就能远远看到;给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软件上的补救亦刻不容缓。从2003年开始,池田小学设置了日本第一个安全课,包括交通安全、防范技术、地震防灾等6个单元,用一年时间学完,每周一课。
一时间,日本各地中小学纷纷复制“池田经验”。其精髓就是建立了一个学校、医院、警察、家长、社区结成的防控网络保护孩子。而在这方面,台湾中小学比池田小学先行一步。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的国际安全学校中,台湾有17所之多,占到全球的一半。台北市内湖区南湖国小是2008年获得认证的。
要想获得认证,必须先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但游说起来并不轻松。“过去,各单位各行其事,缺乏统筹,而学校安全局限于校内,忽略社区的力量。”南湖国小校训导主任陈锡安说。现在,他们会请“国民健康局”负责说服派出所、卫生所、医院负责人,而里长(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家长会会长等也参与进来。
每学期开学,委员会都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卫生单位负责通报社区有无精神病患,而警政单位则通报社区事故多发区,有无假释罪犯。
校门口是第一道防线,每所学校都有两名政府配备的警卫,一般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或者当地义警。早上7点20分进校之间,南湖国小的学生必须在固定地点等候,两名警卫和4名志工负责看守。校园内每个楼层亦有志工进行巡逻,看有没有可疑人员提前混入。
放学回家,家长也不用担心安全。如果小孩发现有人跟踪,可以跑到路边贴有爱心标志的商店求救。“之前,我们有学生在外面出车祸,就是商家给我们打电话。”陈锡安说。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台湾校园如此严密的联动防控系统,最初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1984年3月30日,36岁的台湾男子蔡心让带着一瓶硫酸和一把刀,把硫酸泼向了台北萤桥国小36名小学生。此后,所有学校正式设立警卫制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无论如何布控,80%以上的案件发生时,警察不可能在现场,家长和孩子应该是抑制犯罪的主力军。”
妈妈特工队
2010年开始,日本家长和志愿者组成的市民安全守卫队,取代学校警卫队成为大阪各学校的守护神——因经费紧张,警卫队仅持续了5年。
而在台湾,志工妈妈是孩子们最贴身的“保镖”。上下学高峰,她们穿着醒目的橙色制服,在学校周边要道护送小朋友过马路。上课了,她们就戴上志工证,在校园内外巡逻,并提醒小朋友:如果谁没戴志工证,不要跟他靠近,马上报告老师。
每个月,志工妈妈都会联合校方召开一次双边安全会议。南湖国小家长会会长陈世芬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学校门口水沟盖的问题,孩子踢到可能流血,但学校行政人员就不一定能仔细观察到。”
比起台湾,大陆的志工文化才刚刚起步,家长参与学校安全维护的道路由此显得有些漫长。有关家长参与的内容,中国教育部编写的《中小学安全工作指南》中只提到了一句:希望学校“主动与学生家长联席,积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共同搞好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
其实,志工妈妈并不是万能的。学校的一些大的漏洞,只有专家才能察觉。原先,南湖小学校门口外有一个车道通向地下停车场,人车交叉非常严重,给孩子安全留下不小的隐患。“就在最近,我们进行了道路改造,人车分离,避开危险。”陈世芬说,给他们提出建议的是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福建的南平昨天除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一个盲人挥舞着砍刀,在上学的早高峰时间一连砍杀了13人,造成了9死4伤的惨烈的结果。并且当地传出的消息是此盲人有精神病。(当地又有消息否定)消息错综复杂。其实今天我并不想过多的谈论南平事件,而是想谈谈日本的南平事件—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事件。因为本事件与南平事件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小学生读追悼文
2001年6月8日的下午,我上完研修课就回到家,打开电视机,这是新闻速报传来,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大阪的池田世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起初报的是一个精神病人闯池田小学造成了这起凶杀案,这个事件有8名儿童被杀害,还有13名儿童与老师受伤,是日本战后最惨烈的学校凶杀案。随着日本媒体的不断报道刨根究底事件的全貌终于慢慢浮出水面。
大阪大学附属池田小学是日本著名的小学,在实行义务教育的今天,这所小学是极少数的重点小学,在每年数万名的面试与考试的合格生中只有几十名的合格者。而且一步一步地上升,这所小学的学生基本都能进入大阪大学池田中学,大阪教育大学……,也就是说进了池田小学就是人生的鱼跃龙门。
而这个犯罪者名叫宅见,开始被捕后一直伪装成精神病,又因为他有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记录,最初都说他是精神病,或许会轻判他。但是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再次鉴定,最后经过日本数家精神治疗中心的第三方鉴定,证明他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身体与智利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最后宅见自己也认罪要求以死偿罪。那么他为何会走上这么极端的道路的呢?
他从小就就是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思想向往进有名的学校,所以小时候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实际情况不如人意,在考入一所工业高中以后,只上了两年就退了学。就算他实现梦想加入的日本自卫队,也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开除。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或许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但是宅见却不是这样想,他不断换很多工作,公交车教师员,出租车司机,垃圾回收车司机等等,工作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同时,私生活也是结婚,离婚,结婚,短短几年时间结了4次婚。渐渐地他对现在的生活,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他虽然找过父母,找过以前的妻子,找过政府都没有结果,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成为社会的一个遗弃者,他有个想法,自己既然不为社会所容纳,就报复这个社会,最后他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
在审判中,
法官问他:为何会向手无寸铁的孩子们下手时
宅见:因为池田小学是名校,那些孩子的人生都有保障。而且不止一次想这样做了。其他的地方做没有轰动性,对小学生有轰动性。
在日本社会中,上下级与相互的关系是被确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很多人在开始阶段就被决定人生的未来走向。在经济快速变动的今天,当公司裁员,或人际关系矛盾恶化时,这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东京的秋叶原事件等,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要发生。日本的情况很多与中国有相近之处,在处理矛盾时,亚洲人的观点比较相近也比较激烈。所以恶性事件的发生也比较相似。那么我们如何预防这种事件呢?
献花
在日本现在很多政府部门窗口已经被要求,对来自于公民的各种要求给与商量回旋的场所。(相谈窗口)并且尽量在就业等方面给与援助。在学校方面要求学校做好防范的工作,特别要与家长们做好校内校外的相互连接,这样日本小学生上下学现在基本上是家长轮流陪同。还有家长们还有一个PTA会加上原来警察的退休人员做好防范。这样从池田小学事件以后,针对小学生的暴力犯罪基本没有再发生。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也有中国的处理办法,但是有一点,不能简单粗暴处理任何一件民意事件。这样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池田小学,或是南平事件。我们也要像日本那样用第三方调查的方式,检查证实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助于再次防止事件的发生。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要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