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李燕杰谈教育的艺术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前  言

　　2001年金秋10月，应邀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参加了由北京东方英才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年报》大教育时代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素质教育高层论坛”。聆听了于光远（中国经济学泰斗、马列主义理论家、教育学家）、谈松华（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坚（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傅国亮（《人民教育》杂志总编辑）、王宏甲（著名报告文学家）、何建明（著名报告文学家）、熊晓东（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级教师）和李燕杰（著名教育艺术家）等人的学术报告和精彩演讲。特别是李燕杰教授演讲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李燕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全球400多个城市作了3000多场演讲，创造了地球村演讲之最。于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边听演讲录音，一边用电脑逐字逐句输入，把李燕杰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希望能给各位在强化自身素质时提供一些帮助。我在整理过程中，反复校音正字、字斟句琢，并查阅大量资料和请教同仁核验文中出现的专业名词和术语，确保这本5万字的书稿的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但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加之条件的限制，不能将书稿送李燕杰教授审阅，难免出现错漏，恳请谅解和斧正。
   　　　　　　　　　　　　　　　　　　　　　　　 2002年1月

各位老师：
   今天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正好赶上又是国庆、又是中秋节，大家在北京会晤。为此，用了三分钟的时间，写了一首小诗献给咱们这次会议，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第三届中国素质教育高层论坛礼赞》：“南来的雁，北来的鹰，教育战线聚精英。中秋月影三生梦，国庆光寰万里晴。科教兴国多创意，素质教育我先行。求真求善又求美，立德立言再立功。顺风顺水顺民意，得意得利得殊荣。千家教育千家乐，万里无云万里晴。南来的雁，北来的鹰，他年再度重相会，莫忘今朝首都世纪行。”（鼓掌）哎——，诗写得不好，略表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对各位的一种敬意吧。
   前不久，我在大上海作报告，讲完以后，主持人就说：“李燕杰先生，四十岁的身材，五十岁的容颜和长相，七岁的年龄，八岁的智慧。”我说：“你吹牛也不上税是吧。八岁的智慧哪有可能？一种呢比一般人聪明一点点，十万种有可能呢，要打个白痴，但愿是前者。”我今天的发言很有味道。什么叫提高素质？我想真的要提高学生素质呀，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要提高教师的素质，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的素质；要提高各级领导的素质，首先必须提高中央领导人的素质，对吧（鼓掌）。如果中央领导人的素质不提高，不能与时俱进，你说亿万人民的素质怎么提高呢？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就来一个大题小做，也算是小题大做，当大题小做。
   我这个题目哪，是前几年在中南海我作报告的题目，用在今天。那天，中央领导人让我到中南海作报告，坐在小卧车里我就想，我说，讲什么呢，这样讲如何？你说中南海的同志应该天天学习邓小平理论，行吗？中南海的同志应该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可以吗？好像都不可以，大的不行，小的不行，不大不小也不行，所以我来一个绝活。一路上想了几个字“天地人，精气神和真善美”。什么意思？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江泽民也好，再伟大的人物也必须都在天地人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位置，这话对吧？西方世界讲上帝、讲自然、讲人学，就是讲的天地人。咱们的祖先讲天道、地道、人道，就是讲的天地人。做生意、做买卖、打仗强调天时、地利与人和，还是天地人。我姓李，我的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叫老子。老子姓李，而我也姓李感到骄傲。整个地球村吧，姓李的有千万，是世界一天然。但这几年也很遗憾，一会儿出现李登辉，一会儿出现了李宏志，但必定是好人多，是不是？必定姓李的好人多。老子李耳他就讲了天地人，人怕地，地怕天，天怕道，道怕自然哪，这好厉害啊！美国伟大科学家谈到自然与环卫也不过五、六年，伟大中华民族两千七、八十年前老子就提出：人怕地，地怕天，天怕道，道怕自然哪。谁违反客观规律，谁也别想有好下场。这可能是个规律，是不是？所以，我提出这个题目，有点味道。“天地人”，你不找到坐标位置，何谈素质呢？连位置都没有找对，能够谈到什么素质呢？而没有素质你怎么能够找到位置呢？这是客观与辩证法，这话对吧。接下来“精气神”，“精”是精力，“气”，是气质，“神”是神情、是魅力。本人今年七十二岁了，那天我在上海刚一进入贵宾室，就问我：“李先生你有五十几了？”我说，“你说大了。” “那么有四十几？”“还是大了。”“那么有二十几？”“又说小了。”我说，“本人今年三十六公岁。”昨天晚上12点睡的觉，今天，为研究这个会我怎么发言，四点半起床。你说我往这一站，像七老八十吗？我都不觉得，是不是？所以说一个人啊，作为你是校长、老师或者是教导主任，当你面对学生的时候，就得有独特的精气神，没有点精气神，你怎么给别人施教呢？你自己素质都不提高，那怎么提高孩子的素质呢？
   刚才在小轿车里与学文同志（报告会组织者）讲了一个小故事：最近找我的人很多，美国的拳击大王------霍里贝尔德来找我，我怎么也没想到，霍里贝尔德作为一个拳击大王能够到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来找我李某人，为什么？这个人讲了三条道理。他说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要想在地球村留点什么东西的话，不能忽视中国。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啊，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的艺术学校是邓小平同志题的校名，空前绝后、意义深厚。而且找到你的话，你在大会里面讲一句，言外就可以提高我的身价啊。道理是你们中国的教授比较清高，他怎么能给一个黑人唱赞歌呢？
   那么今天我讲一讲霍里贝尔德，在座的同志不是增加点印象呢？所以他懂得这个道理，他来的时候握着我的手，他说：“李教授，这一拳打下去是八百公斤，可是李先生你的手的力度比我大。”就从这一点出发大家要不要研究一下什么叫力度？待会儿我给大家讲五个力度。那么什么算力度呢？我又讲了三个字叫“真善美”。自从李宏志讲“真善忍”以后，许多党委书记在作报告的时候都不敢讲“真善美”了，这岂有此理！李宏志讲“真”其实他也不真，他讲“善”也不善，而他不要“美”字，他要“忍”，客观上没有“忍”。而“真”是科学，是马列主义，“善”是道德，“美”是艺术。因为马克思教导我们：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一切。恩格斯又告诉我们：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一切。这是我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张：“美”！咱们这次到北京听了不少报告，我就为他们几个增加一点色彩。我来了一个一绝，我什么都不给，就给各位增强一种魅力，吸引力、感染力、感动力、感召力、想象力、凝聚力。那么一个校长和教导主任对学生们谈素质的时候，你本身应该不应该有点魅力呢？连你都没有魅力，没有吸引力、感染力、感动力、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那怎么能够谈到一种艺术的素质教育呢？怎么求得最佳式教育呢？所以我的题目就是说从中央领导到每个同志，当然包括我在内，都要在天地人当中找到坐标位置。要找到坐标位置，必须有一定的素质啊。刚才我讲了霍里贝尔德，他如果没有这点素质，凭着黑颜色他能跑到北京来吗？到北京以后他不让报道，和我们打交道不用报道啊。上网，好多人查，说霍里贝尔德你在哪里呢？都说他十月末有可能到北京。没想到九月末他跑到我这里来了，这是前几天的事情啊。他都有这个素质，那在场的老师和校长应该不应该超过他呢？他就讲：“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黑人，我小的时候很穷，经常跟人打架，结果呢？我就怕受欺负，这个拳越练越棒，所以我现在成了拳王，当然我又悟出点道理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我这个题目呢，应该是包罗万象的。
   我今天的发言，我愿意告诉各位这样的两句话：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不教育，而且要做到有意识地进行着无意识的教育。什么意思呢？我在中央党校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你们都来自各省市自治区，都是省里面的领导人，本人今天给你们讲三个半小时，听完报告以后，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听李燕杰报告是一种美的享受。听完了以后，回到你的河南郑州，回到你的山西太原，回到你的河北石家庄，你为当地的干部、老百姓作报告的时候，你敢不敢提起我？你敢不敢？你一上台就说：“我经过在中央党校学习，现在回到石家庄，我今天给你们作这一场报告，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报告结论：美的享受！你敢不敢？不敢，都摇头。今天谁怕谁啊，那跟过去不一样啊。现在人们讲：说当经理的是牡丹花，当党委书记的是苦菜花，当团委书记的变成了狗尾巴花（笑）。今天作政治报告，开个会，屁股坐也坐不住，像老虎屁股摸也摸不着啊。我说老虎屁股咱也敢摸，猫的屁股就没人敢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给你作政治报告是不是美的享受？都可以理解。听完报告以后，一位领导人当场买了我五套书，我说：“你买这么多书干什么？”“回去给我省长一套，省委书记一套，我爸一套，我一套。”我说，“还有一套干什么？”“我留给我儿子做传家宝。”铸魂、艺术和魅力啊，一个国家没有魂还讲什么素质呢？连方向都没有了，连理想都没了，还要什么智育呢？智育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二十年以前我走上台演讲，因为当时我有一点知名度，好多年轻人给我寄信呐，那信喃，大概都是今天四十岁左右的同志，那个时候二十岁。二十年前，二十几岁的青年给我写信，说：“李老师，我们在十年文革期间，失学、失业、失意、失望、失败、失恋、失身，还失魂。”她叫我帮我怎么帮？不像今天，今天我的能量大多了。那个时候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从牛棚里刚出来，面对此信你说我怎么办？很难办。那我只能给他理智，只能给他一知识啊。二十年过后，我收的信到今天为止还是日产量六十封，最高日产量一千一百一十封哪。每次像这个报告会以后收得到十封信绝对正常现象。现在信说什么呢？“李教授，在改革的浪潮当中迎接WTO，我现在求真、求新、求实、求美、求爱、求发财、求致富、求SPA、求出国。”那个时候所失，这个时候所得，哪个时候有所求呢？我们应该给他所补。那个时候给他什么？给他以知识。二十年以后，WTO马上来到了，到这个时候应当给他什么？我认为应当给他以智慧。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全面，难道知识都是力量吗？那些书本知识拿来学习完以后可能让你很消极。知识就是力量，所有的书本知识不见得都能给人以力量，比知识更有力量的是什么？就是智慧！雪莱有一天问他学生：“什么叫大学？”学生们谁也不好意思回答，不晓得自己的老师要问这个。这个时候雪莱就来一个自问自答。“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智慧！”大学就是智慧啊，如果各位哪一天到了德国，一拐弯碰到爱因斯坦，你说：“爱因斯坦老师什么叫科学呢？”如果爱因斯坦还健在，他会像生前一样告诉你：“科学就是智慧！”大学是智慧，科学也是智慧啊。如果在场的老师、校长有兴趣查一查什么叫哲学？不是让大家查我们共产党的哲学辞典，而让大家认真地查一查古希腊语“哲学”的真正含义什么？哲学的真正含义希腊语里是什么？它会告诉你还是智慧！还是智慧啊。所以这次我们参加全国第三次素质教育高层论坛，那么回去以后，你的爱人，就是咱们校长同志的夫人，说：“你们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你说：“这一次到北京学了一点智慧。”对吧。您的儿子问你：“爸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你说，“给你带回来点智慧。”对吗？所以我的发言不愿耽误大家的时间，从开头到现在目的也是给各位新时期的智慧（鼓掌）。
   我有一把扇子。怎么回事呢？有一年我们学校领导跟我讲：“李燕杰同志，希望你给美术系再开一年的德育课。”我说：“对不起，我没时间，我有研究生，还有学习班，还要到社会上作报告，”校领导跟我很熟，他给我来了个幽默：“李燕杰同志啊，你可是中共党员哪！”我一想，可麻烦了。共产党员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所以我就接了这个任务。接了以后，我发现美术系的课最难教，因为那些孩子在入学之前，在高中画的画拿到香港都要卖上千港币的，所以上大学以后什么马列课、政治德育课根本不爱听，连艺术概论他都不爱听，光爱画模特，搞素描。他不爱听，我们当老师的为什么爱教呢？我也不爱。既然接了，只有讲好不能讲糟。
   那天我接了美术系的课了，到香山那边去开会，一进门就遇见了一位杭州的老朋友：“老李，我给你带了点小礼物。”我一看，是白纸扇，我说：“好！谢谢！”拿着扇子来到了第二会议室，我一看，不得了。第二会议室坐的都是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大师，我的脑子反应还算特快，第一我想给美术系上课，第二我有一把白纸扇，第三在座的有这么多艺术家。我马上想到三点一线，命中率就高，形成意识流，思维就快。我拿着扇子面对各位大师，我说：“尊敬的各位大师，我请求你们在这把扇子上签个名字。”认识我的都给我签了，不认识我的就问：“让我签名的是谁呀？”有人替我回答，说：“就是给青年作报告的李燕杰。”“什么，李连杰？他也来了？”说，“不是李连杰，是李燕杰, ——就是他。”都给我签了。为什么都给我签？越是有水平的人对咱们当老师的越重视，越没水平的越瞧不起咱们教师。你说咱们国家，经济指标老是上不去，在4％两边徘徊，你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他老不懂得这个教育的价值，那小日本就特别懂，从明治维新开始，千方百计给教师一个很高的地位。千方百计把子女教好把儿孙教好，这关系到人类的前途问题，对不对？全都给签了。签完以后我回去上课了。80个学生，4个班联合上我的课。我一上台就说：“同学们，你们来美术系，是不是准备当画家呢？”“对！是！”我说：“既然准备当画家了，请问你，画家分几类？”全傻了，谁也回答不了。今天这么多先进老师，你也回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一提出就不对。有这么出题的吗？什么叫画家分几类呀？我说，“能不能回答？”说，“不能。”我说：“不能回答我告诉你：画家分4类，第一类叫画家，第二类叫著名的画家，第三类叫杰出的画家，第四类叫伟大的画家！”一个女生说：“我早知道，还用你教授说。”我说，“你说既然你早知道，我出题你不回答，我回答了,你说，‘你早知道’。”我把扇子一展示：“谁晓得有一位画家叫刘海粟？”“知道！”“李克然、黄苗子、白雪石、周而复、叶浅子……”“知道，知道，全知道。”翻过扇子，“谢添？”“知道！”“曹禹？”“知道！”“白杨？”一个女生说：“中国谁能够不晓得白杨呢？”我说：“我告诉你，我这把宝扇这么多当代一流的艺术大师，进得了国际型大辞海的只有五、六个。你们连门都没有，连在我这把扇子上签个名你都不够格！”就凭着这把宝扇，我教了他们一年的德育课，没有一个人缺我的课，考试德育课平均分数得了85分，容易吗？大家都教书，政治课得一个80分容易吗？而且有教授自己判卷子的吗？都是别人给判，不是85分它不会给你85分，所以这里有诀窍。在座的同志们如果前5天像我这么聪明，你买一把扇子，前天早上让于光远签一个，让傅国亮签一个，大伙儿再签一个，你说这把扇子该值多少钱？今天不行，下次来嘛！下次我找几个教育大家，把那些教育部的老部长全都请来，让他们全签一个，将来就是教育宝扇，成为传家之宝，学校搞展览也会有用。
   现在大家啊，好像在吃套餐，我今天给大家两盘，一个我尽力提高感知力、形成记忆力、判断力、联想力、最后产生伟大的创造力。各位如果稍加注意的话，有两件事情需要各位去审视，一件事情喃，从全国的网络乃至于中国的媒体当中，你会发现有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一个叫“素质”、一个叫“创造”。如果你把江泽民同志这两、三年当中的讲话都加以整理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些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他第一次把“创造”二字在几个词语中排列的时候，摆在了第一位。过去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创造力，现在是创造力……，首先摆的是创造力啊。这一次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以后，我第二天就上台讲了，我说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有以下几大优点：利益高远，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目标明确，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的的；第三条，信念坚定；第四条，重点突出，选了三个代表；第五条，论述周延。完了以后剩下来的一个最值得重视的叫“与时俱进”呐。利益高远、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论述周延、信念坚定，最后呢，最最关键的是“与时俱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与时俱进”，什么事儿也干不好。刘学文同志大概听我的报告有好几次了，我哪一次是一样的呢？大概没有吧。尽管是一个对象，但讲起来这一场和那场都不应该一样。我在欧洲五十五天，去了十个国家，等回国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团长说：“燕杰同志不简单，五十场报告没有一场是重复的。”他又指着我们的副团长说：“某某人也好伟大！”因为他是官方不像我这么自由，所以他每次面对听众作报告的时候没有一个字错过，这也不简单呢。当首长就得会这样，你都错了那怎么会行啊，是不是啊？咱们当教员的就得活，是不是啊？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坚持原则不能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对不可以搞自由化，坚持正面宣传教育绝对不可以搞简单化。所谓不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化。人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又创造了艺术的人，人创造了伟大的教育艺术，伟大的教育艺术必将给了你智慧，而且，也会塑造人美好的灵魂啊。
   所以, 等一会儿, 我会讲第一个“五”。就讲这样一个五：提高感知力，形成记忆力、判断力、联想力，最后产生创伟大的创造力。另外呢还有一个“五”，这个五呢，是五对矛盾，这五对矛盾每一个概念都是概括。那么今天让我这么概括，也就是从咱伟大的中华民族在WTO以后，怎样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是我开始的。我是研究什么的呢？我研究左脑和右脑的互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研究智商和情商的互补；第三条研究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相互作用；第四条研究静态、动态；第五条研究已知、未知啊。如果我们老师每次上台的时候给学生们都是已知，今后是不够用的。农业社会看过去，工业社会看今朝，信息社会看什么？看明天和后天。二战期间，人们判断，人类的知识七十年一更新。二战以后，实际上是七年一更新，现在人们的判断是七个小时一更新。那么今天在座的老师、校长都上网，人类知识的更新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跟着教授、跟着博导学习，在攻博士，三年过后拿毕业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知识已经被淘汰了百分之六七十啊，成了过去完成时了。濯足于长流，抽足再渡非前水啊。他是讲，把你的脚丫放进水里面，河里面不是盆里面，河水在流动，你的脚没有前进，你抽出脚再放进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原来的水了，是不是？濯足于长流，抽足再渡已非浅水啊。古代都是这样称的，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啊，问题是你怎样能够告诉孩子们提高素质，怎么样从已知到未知。每天给学生的不是一盘鱼，而是给他一个打鱼方法；不是给他一个捕获物，而是给他捕猎的战略和策略。又能够真正地让孩子们认认真真地研究研究未来时和现在进行时，这可能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不仅研究西方的战略，而且认认真真研究过古代像诸葛亮、刘伯温、鬼谷子、刘罗锅等等人物。
   本人在地球村保守一点走了600多个城市，光演讲的城市400多个，没有讲重复的，要算喃600多场，演讲呢文革以后讲了3600场，文革时间讲了100场不算，如果都算的话少说少说是1000场。创造了在这地球村里面人类历史上演讲最多的绝对就是我，别人不可能超过我。为什么？那古代那些圣人他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对不对？他没有我有名气，是不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党中央的安排啊，原来我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胡耀邦亲自安排我李燕杰到美国，李燕杰同志到英国，那多厉害啊。共产党有多大权威啊，那个时代我是计划经济的沾光者。后来逐渐有点名气了，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吧，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连那霍里贝尔德都来找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里就产生一种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说白了也就是江泽民说的与时俱进，你不与时俱进，老讲过去完成时怎么行呢？
   前些日子吧，清华大学请我去作报告。我一走上讲台，就说：“同学们，你们老让我来干什么？我这已是第9次了。如果老讲过去完成时，你们欢迎吗？”“当然不能，必须讲现在进行时、未来时！”我说，“对！本人今天来，不是我有什么，我来卖什么，是你们这帮研究生想吃什么，当场给你做什么！”研究生们好高兴啊！哪有这样的教授，你想吃什么当场做什么。有一女研究生说：“李教授，你给我们讲讲《泰坦尼克号》吧！”有位男博士生说：“李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朱镕基总理上台的演讲口才艺术。”我说：“好，正中下怀。”在座的老师如果你的学生问你的校长：“你给我讲讲《泰坦尼克号》吧！”你说怎么讲？如果你是研究演讲口才艺术的，你的学生问：“你给我们讲朱镕基总理上台的演讲口才艺术。”那么请问你，你说怎么说？你说怎么回答吧？这就要有点艺术，要有点基础，“水不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这是庄子的语言。我就问那个女孩：“你看了？”她说：“我看了。”我问她花了多少人民币，她说，“80元”。我说，“电影怎么样？”这个大学生说，“真棒。”我说，“好在哪里？”“谈恋爱。”我说，“恋爱故事跟莎士比亚剧本哪个好些？”没等那个女孩回答，一个博士研究生说：“不是等量级。”我说：“不愧是清华的研究生。”我问：“泰坦尼克号是哪国的？”没想到清华同学异口同声说是美国。我说岂有此理，大破船本来是英国的，怎么说是美国？大破船在大西洋底下80年，一旦发现的时候，不同类型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观念，对不对？
   你可别小看这美国呐，美国人老欣赏他们的那个什么酒文化。有一次，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有咱们伟大的中国人，在一起研究酒文化，有的歌颂威士忌、有的歌颂白兰地，有的歌颂自己的伏特加，我说中国人歌颂什么？下面异口同声回答：“茅台！” 我说好了，所以这些老牌大国歌颂完以后，就剩下美国，美国傻了，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嘛，哪里有那么深厚的酒文化呢？但是美国人很聪明，他把那酒僻里啪啦一兑，说这是美国的茅台酒，那清华学生就鼓掌，呸！我说：“没劲！”我说把酒兑一兑算什么学问？没有学问嘛！本人在地球村走了好多国家，有的国家的图腾是狼，有的是狗，有的是狐狸，是豹，惟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在6000年前就创造了自己的图腾—— “龙”。“龙”是鹿的犄角、马的脸、牛的眼，老虎的嘴、虾的须、鱼的鳞，蛇的身、后边两条腿是老虎的腿、前边的两只爪是英国、美国的鹰的爪。这会儿清华的学生猛鼓掌，什么叫伟大？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龙的传人；所以我说，“池鱼不知海，神龙上九天。”  
   我说咱们回过头来讲《泰坦尼克号》，我说今天本教授跟你们讲，第一不给你们谈学问和理论，第二不跟你们谈电影和艺术，尤其不跟你们女生谈恋爱。我说谈什么？就谈WTO来了以后，伟大的中华民族从美国学点什么，要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而且要超越历史。我说不要小看美国人，美国人好厉害啊，他发现《泰坦尼克号》以后，不像有些人，如果是卖破烂的，希望捞点碎铜烂铁；如果是伟大的考古教授，希望捞点考古文物资料，带着我的研究生写本书，将来像我一样也当教授；如果是女孩，希望捞一块钻石往胸前一挂，上大街展示一番美丽。我说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智慧和不同的思维观念。这一次美国人发现《泰坦尼克号》以后，第一，没有要废铜烂铁；第二，没有要考古资料；第三，也不欣赏那块钻石。我说干什么，“干什么？”值得我们研究啊。开个小会，来个大举措叫“大投入，大产出，大轰动，大效益”啊。投资2．5亿美元拍《泰坦尼克号》，就这么几天已经赚回14．5亿美元。我说什么叫发财？你老这么3万人民币，就觉得发大财。我说14．5亿美元变成一元钱一张，你清华大学的礼堂能搁的下不能？什么叫发财？我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看这美国鬼子是怎么干的？清华同学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啊，《泰坦尼克号》的电影艺术具有非商品商品特色的艺术，具有非生产生产特点的艺术，具有非经济经济价值的艺术。我讲这三句话，清华同学连续鼓掌三次。一个男生等掌声一落，他来一句也具有非文化侵略的文化侵略艺术，我说这话是你说的，克林顿来了不是我说的。所以，我从一件事情中，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近在波罗的海，又发现一只大破船，如果你们发现了怎么办？一个女生说，我也写个《泰坦尼克号》。我说第一个写《泰坦尼克号》是天才，第二个写《泰坦尼克号》是蠢材，第三个写呢？是个庸才。
   通过这么一个小故事，你说跟研究生作报告，你讲讲眼泪，讲讲悲伤，讲讲三角恋爱，讲讲电影，讲讲艺术，那够用吗？绝对不够用！对中文系的人，我讲文学艺术，我会讲。你说讲点艺术形象咱们还不会吗？讲讲审美观是不是很容易？当然我没讲这个。我讲的是经济、观念和思维。如果讲素质的话，思维和观念都不改变，将来你怎么办呢？校长是陈旧的思维观念，老师能进步得了吗？校长老师都没进步，你的孩子怎么进步啊？为什么打孩子？为什么孩子把妈妈干掉？那都是你的思维观念不对！跟不上时代了，这绝对是一种惩罚。所以江泽民同志着急，陈至立同志也好着急呀！他们（指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为什么开这个会呀？是不是着急？为党为人民为祖国拾遗补缺，对不对？我来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泰坦尼克号》讲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我浓缩成3分钟。那个男生又说：“李教授，给咱们讲讲朱镕基的口才艺术吧！”我说：“好。”我说，“你对朱镕基了解吗？”他说，“不了解。”我说，“不了解我告诉你。”朱镕基同志1947年考上清华大学，本人是1948 年考的大学。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朱镕基同志出生之前，他的爸爸过世了，是个典型的遗腹子。他跟着妈妈，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到了9岁半时，妈妈得了重病，也过世了，自此以后寄人篱下，完全成了一个孤儿。在万恶的旧社会，当穷苦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你们的老同学，敢报清华北大，容易吗？报了以后能考上，简单吗？同学们点头。我告诉你清华同学，朱镕基他确实了不得。我说从家门到学校门，再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今后希望自己成为朱镕基，我说：“没门！”
   本人1948年报考了3所大学，都考上了，但一个都没有上。为什么？清华北大没敢报，第一报的是北平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北师大，在和平门那儿，考上了，给我分在了两年制语文文学专修科，今天就叫大专班，没劲！按现在的说法将来还要续本，没上。第二，考上中国大学，但通知后面有两句话：入学时请带50袋洋白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哪有50袋洋白面啊！1945、1946、1947年国民党票币一日三贬，物价一日三涨。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怎么得了呢？50袋洋白面我去哪里找呢？今天大概可以，那个时候绝对不可能！结果没有上。第三，是王光美那个学校，就是今天的北师大化学系，旧社会叫辅仁大学。我在那儿不是考辅仁，辅仁是个贵族学校，咱们小老百姓考不了。我在那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的考试，我也考上了，结果地下党找我来了，说：“李燕杰你要上那个学校你就要变成国民党了。”我想，也是，没上。上的话，就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本人作为军校的一名军官——那相当于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第二十二期，带着上尉军衔，在淮海战役当中就被刘邓大军打死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解放以后隐姓埋名，被共产党在肃反镇反运动中给镇压了。第三种可能，跟着蒋总统跑到台湾，今天又回来了，变成美籍华人。这三种可能我是都没有选，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打到海南岛，后来又回来了，这说是我的路。
   作为朱镕基同志来讲，考上清华大学抓了两个字，一个叫“红”，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长。一个叫“专”，业务上精益求精。解放以后，到了国家计委，谁想到1957年把人家朱镕基划成右派了呢？这一次，朱镕基被选上总理了，你们叫我讲他演讲口才艺术，如果我是朱镕基------当然我也是不了------这么说你们看可以吗：“女士们、先生们！我小的时候是个孤儿，没好好念书，解放以后又把我错划成了右派，也没有好好地干革命，现在你们大家非得让我当总理，我估计干不好，干砸了，请大家多原谅，多包涵！”你说赶上这样的总理，咱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告诉你：成伟大事业的，往往不是那些幸福之中的宠儿，反而是那些遭遇过诸多不幸的能够发奋图强的苦孩子！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说你清华毕业的别觉得了不起，你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好家伙，爸爸捧着，妈妈抱着，现在觉得了不起。我说如果没有经过像朱镕基那样的艰苦奋斗，想成才也很难，如果我是朱镕基，我是这么讲，有人问：“朱镕基怎么讲？”我说朱镕基面对全世界的中外记者，他是这么说的：“我所临的，即使是刀山火海，即使是地雷阵，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朱镕基，你们的老同学！台下都鼓掌。我说如果你学诗功在诗外，如果你学演讲，功在台下。那天举了两个小故事回答清华同学的问题，讲了两个半小时，我今天给大家浓缩成12分钟。一句话当十句话说，并不伟大；十句话当一句话说，才是个天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个天才，当校长的、当教师的必须是语言大师。我在你们四川乐山大佛给别人说过“山才，佛也；佛者，山也。”把不是佛的部位削掉以后剩下的才是佛，把不是脸的部位、削掉以后剩下的才是脸，把不是鼻子的部位削掉以后剩下的才是鼻子，对不对？雕刻家是该削掉，则削掉，泥塑家是该补上的补上，当老师的则做到该补则补，该削则削。行之所当，行之不所当止啊。刚才，他（指工作人员）把电线移到这（指靠近讲台），我知道他是怕我一不小心掉下去，我懂。行之所当行，止所当者别动（往前走又止步）（笑）。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两个“五”。第一个五：感知力、形成记忆力、判断力、联想力、最后产生伟大的创造力。讲这个的时候不想给大家讲大道理，应该说是你们都是老师，那么我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啊，应该做到什么呢？文中有戏，戏中有文，识文者看文，不识文者看戏。音里藏调，调里藏音。懂调的听调，不懂调的听音，对不对？我在国宾馆作报告，都是校长。那天我就发现有四个小姐就没有听懂，散完会以后，这四位小姐非让我签名，我说你懂吗？一位小姐说：“虽然不完全懂，但特爱听。我从山东来到北京在国宾馆工作了四年，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在上班的时候听完了你的报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校长是内行，行家看门道，外行呢，怎么样？看热闹。行家看门道，有所得，外行看热闹，也无所失。所以说曲之取也，曲近人情，越取越妙。戏起戏乎，戏和事理，越戏越真。这是不是真理呢？
   接下来讲五个力度，这五个力度我不想结合大学生研究生，更不想结合这个会议，我想结合我的家，因为整个素质教育就是提高家庭、社会和学校三者之间产生互动。咱们的教育的关键是产生纽带作用，而校长和教导主任就是这纽带中关键之关键。那么我自己是这样经历过的，我一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谁都不了解。我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我跟着苏联专家一个叫普里金教授，一个女的叫林娜教授，专门研究学龄前教育。九九年，后来又教过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又在中南海、两科院做报告。而且还有两条，跟古铁刚的女儿古谚研究过胎教，不少老师又找我研究临终前的教育，而且北京大学有成人教育。所以人类社会，从胎教、学龄前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死之前的临终教育我都研究过，惟独没有研究过小学教育。        
   那天，一个办小学的女老师叫陶燕，是个病残，是邓朴方先生的部下。她给我打电话：“李燕杰老师，我办了一所小学，我希望你来给我们上课。”一听就不愉快，我是个大学的大教授你让我去给小学生上课，岂有此理。我说：“陶燕，我告诉你，幼儿园阿姨不会教中学生，不会教大学生，大学里面的教授也不适合教小学生。”我的想法是婉言谢绝，没有想到陶燕老师很有点魄力，她在电话里说：“今儿我给你打电话，主要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想考验考验你这大教授，你敢不敢、你会不会、你肯不肯、你能不能（教小学生）？只要你认！”我这个人呢，也不是北京人吃葱、吃蒜、不吃姜，我就吃葱、蒜、又吃姜。本人年纪七十，经陶燕这么一将（姜），就吃亏上钩了。我说：“陶燕，明天给你上课。”
   那天，我进了教室，见了四十多个七八岁的孩子，后面坐了一百多个家长。一个北京人四十多岁哪一个不知道我李燕杰啊？你们那里知道的是李连杰（笑）。北京四十岁的哪一个没上过大学，北京的大学我哪一个学校没作过报告啊，一听说李燕杰要给他儿子、他孙子上课，好家伙全来了，前面坐着四十多个娃娃，后面都是家长，我就特别高兴啊。啊呀，我是男峰，就像你们打篮球，我年纪大打篮球惟独女生越多越来劲儿。也不是什么都讲，啊呀，讲得学生特别高兴，就起来和我一起把舞跳，感知力、记忆力、判断力、联想力、创造力啊，全都融在舞中，本人把孩子训练得一个比一个乖、一个比一个聪明。讲了一个月我不干了，结果呢，这些家长拉着我的手说：“李老师，我们求求你了，我们的孩子就交给你了。”你都交给我也不行哪，我这么多差事要行啊。
   那么，怎么做？就能形成这五个力度呢？我呢这个家庭，说实话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像我这样非常典型的北京宠儿算是北京的一个大作家。北京人很内讧。那天我在中南海做报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北京人太蠢，你看见了没有，从清朝完了以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当中从来没有北京人，你注意了没有？北京人太谗，吃喝玩乐什么都干。北京人把首都称为天，他老子是老大。我这北京、我这首都。连出租车司机都很牛啊，你注意了吗？接你们的时候给你们说的那一段话，哪个不像政治家，但有些你叫他办实事他就没辙，你说要把国家治理好，他议论中央领导可以，让他办事实他不会。
   小时候我就生在北京东城，我原来住在东四的礼士胡同，我是礼士胡同23号，据说17号当年就是刘罗锅的故居。北京市给我们造成了很好的环境，在这个美好的环境当中，每天我们都汲取着人类的智慧。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当中，我父亲前年过世，他去世的时候，正好100岁。他是咱们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届、第一班研究生。当时在清华大学学习，时间是1925年，导师是谁呢？要跟年轻教师讲，他准以为我在讲近代革命史，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一群和赵严润，在清华学习两年半，又转到北大，又是北大首届研究生，敬仰的导师是“三沈二马两周”——沈以默、沈谦石、沈时远、马衡、马玉、周树人、周作人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三句话：“一个人没有见过高山，不晓得此地是平原；没有见过大海，不晓得此地是小溪；没有见过几个真正有学问的名人，就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平凡和渺小。”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一会儿领着我们见鲁迅，一会儿见周作人，一会儿见丁玲，一会儿见冰心。就是这样一个环境给人以什么呢？他给人以智慧。
   那么这次大家到首都北京参加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是增加智慧、开拓眼界的会议啊，你多交些朋友就多开一条路子，你多一个仇人就多一道砖墙，刚才呢他们说认识我了，认识了以后就给我打电话，“李老师，你还记得我吗？那个十月五号在国家图书馆我听了你的报告你还给我签了名呢，我就想请你给我们作报告。”我就答应了，那你不认识我，我怎么会答应呢？对不对？现在事情多复杂啊，给我绑架怎么办？所以说就必须学会提问题，提问题他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对不对？
   我呢，是藏书状元。有一次，我经过东单，在小书摊上看看有些什么书。我翻了一本，是我父亲写的，题签人是周作人。我很生气。我回到家问我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让大汉奸写书名啊！”他说：“你忘了，在你们很小的时候，编的书都希望找名人写书名儿，那次找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正好那几天上上海了（1932年），谁在呢？正好周作人在。周作人在三十年代好不简单，至少是鲁迅的弟弟。然后就请周先生给写了。谁想到鲁迅先生1936年过世了呢？谁又想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时候，周作人却当汉奸了呢？”所以我们家的这本书都没有书皮儿，只有这次我到东单买的这本书，带书皮儿。作者我父亲，题签人就是大汉奸周作人。整个地球上我估计可能只剩下这么一本带封皮儿的书了，它成了我的一个重要道具。而且我父亲还在这里边儿写了几句话：“送给北京青年会图书馆惠存。民国二十四年双十节赠。”然后盖上我父亲的图章，里边是大学者孟森题的。所以我们家的好几本书，是把外边儿的封皮给撕了，这一面换到了第一面了。我父亲给我讲了几句话：“孩子啊！人生在世，要学习鲁迅，要走正路，不要学习周作人走邪路；要搞事业，走活路，不要走死路。”老人家留下来的东西，往往还有点儿味道，像我还真说不出来，到了他那个岁数的时候，他懂的很多。我的老父亲是一个大学问家，给我两个字叫“博学”，我母亲是个典型的基督徒，她给我的影响是两个字“博爱”。在战争年代讲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两个词不妥，今天和平发展阶段在一个家庭当中博学，再加上博爱，你看有多棒！所以中央领导人就让我给孩子写，燕杰你就写一个“美”，再写一个“学”。
   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的孩子包括我女儿都是教师，后来父母亲都过世了就从四世同堂变成三世同堂，到了这个时候本人成了离休老干部了，瞧一瞧我孙子我的外孙女，我感到有点诗意。本人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儿子呢生了一个儿子，女儿呢生了一个女儿，这叫合理搭配、生态平衡，不赔不赚（笑）。所以我把精力放在孙子和外孙女儿身上，又是外公又是爷爷，这是两个职务。那天我一生气说你再不听话我辞职，既不当爷爷也不当外公。我的小孙子呢，现在刚上初中二年级，个头l米86，穿的鞋40码，智商一般来说很棒。我不讲他，我讲我的外孙女，我那个小孙女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不一样，她两岁的时候我带着她在校园里通过，来了几个教授，就问她：“小晶晶，人家都上幼儿园了，你为什么不上呢？”两岁的孩子，她说：“我没学历，就有点学问。”“你长大了当什么呢？”别人说当科学家，文学家什么诗人、音乐家的，可她不：“我顶多当一个博士后。”这三句话到了山沟沟里的孩子他能说吗？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今后搞素质教育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学校要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提高素质的环境，存在决定意识吧，这一条非常重要。比方说这位女老师，教英语，这位男老师看起来很阔，你们到我们家我的小外孙女马上给你们倒水，她就讲：“叔叔，wonderful（精彩），阿姨，beautiful(漂亮)。”她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就是哥哥、姐姐、舅父、舅妈跟他们学，他们唠叨几句，她就唠叨几句，这纨德否，比尤提否从来没有给她联系起来一块给她说过，她自己就怎么从中选择这么两个词，你说够不够厉害，所以给你倒完水以后说男的阔气，女的漂亮，这是不是一种智慧呢？我是藏书状元，除此之外，还有呢，我每次去你们河南、山东、陕西，总悄悄地出去买一些古玩，当然有可能都是一些假的，但我总觉得至少有一点价值吧。所以到我家除了古书之外，都是古玩。
   比如你去了，她会说：“叔叔你喜欢古玩吗？”你说，“喜欢”。“你懂吗？”你说，“不懂”。她说：“不懂我教你。”拿起大黑虎啊，她让你看。她不会让你看变形金刚，她会说：“见到古玩，丰富知识、陶冶情操、积累财富，其乐无穷。”十八罗汉记起来只有16个，中国人在宋朝的时候增加了两个，一个叫“降龙”，一个叫“伏虎”。马上他就拿出来叫你看，这就是降龙，这就是伏虎，你说在座的校长、教师你知道18罗汉里面有16个是从印度来的，中国自己编了两个，你知道吗？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河南来了一位教授，他说李燕杰同志今天我跟你聊聊易经，那小晶晶听见了“哎约——，爷爷你还懂易经呢？”那位教授说，“我不懂，我是来向你外公学习的。” “别让他教，我教你吧。”（笑）。她说：“易经啊，说到家是三易，第一叫变易，第二叫通易，第三叫简易，客观事物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是变，成了规律以后就不变，掌握规律以后就简单和简易啊。”把这个老教授振的，哎哟，这小孩懂的这！那么小孩他给你讲易经，讲变易、通易、简易，那马列主义就是变嘛，所以这规律发展成客观否则就不变嘛，都科学化了一般的革命不是就简单了嘛。那么，从易经到现实生活这个孩子能够提高智慧，如果咱们教的是中学生、大学生可以不可以提高智慧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分析我们如何提高孩子的素质，什么叫素质呢？这个孩子表面上都知道。
   前不久，北京市委领导邀请我们几位专家参加一个音乐会，我带着我小孙女。那次领导人就讲：“各位专家、学者，你们为首都北京的建设做了不少贡献，希望大家继续做贡献！”坐在旁边的小晶晶就讲；“这---个---领---导---人，真啰嗦，让咱们来听音乐，他老是作报告。”我说：“你怎么这样讲啊？”话没说完，那领导人接着讲：“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小晶晶又来了一句：“这个领导人讲话不仅很啰嗦，而且很不科学。”我说，“为什么不科学呢？”“‘心想事成’，那事一想就成啊？‘万事如意’，有两个比较开心的事就不简单了。”她说：“如果我是那个首长就应该这样说，‘祝大家想大事，大事顺，想小事，小事成。’”行吗？那想大事啊，必须顺，咱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的意思还得几十世代，至少从孔夫子到现在70多代，如果30代的话还得1000多年，所以共产主义离现在不是太近，离58年远一点， 5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徐水农村参观，一吃馒头就觉得到了共产主义，是啊，共产主义多么地近啊，说远一点那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长一点，对吧。在这个阶段当中怎么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弄上去，很重要。
   前几天，在中南海给五百个体企业家作报告，我讲完以后，有几个企业家走上台来和我拥抱，说：“李老师，我们今天跟共产党又近了。”是近了。所以，孩子讲到这里以后我就问他，不想事？她说不想事，很安静，也是一场大美梦。比如各位回去的以后，正好赶上你们开大会，你说祝福老人家身体健康是可以的，你别用这词，你用孩子的话“祝福你老人家想大事，大事顺，想小事，小事成！干杯！”我看也行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客观事物规律和客观法则，这里面要开动脑筋。如果我们的校长、老师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成善于开动脑筋，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创造，更是一种素质。
   又比如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秀先生给江泽民十六字箴言，给朱镕基十六字箴言，我敢说在座的老师们能记住的没几个，你到我家问晶晶，她绝对给你对答如流。江泽民同志上美国的时候，首先访问的是美国总统，接着是要看望他的老师顾毓秀教授。顾毓秀先生原来是清华教授，我父亲认识他，我到美国的时候也见过他，所以今天我也有他的名片，写的是顾一樵，顾一樵就是顾毓秀。顾毓秀今年109岁，在解放前，大上海教过江泽民，江泽民认识他，现在江泽民如果不当国家主席他就会不认识，你说对不对？五、六十年前教过江泽民这个学生记得，不太容易，当然江泽民不是一般的智慧，当然能够记得往。江泽民看了美国总统以后，要见顾毓秀教授，哎呀，在全世界影响很大啊。连台湾的报纸都说，“中共的领袖很懂得尊师而重道”。后来，朱镕基同志去美国，这时江泽民同志给朱镕基同志两桶茶叶，都是黄山名茶，说：“你到美国再去看一看顾毓秀教授。”你到我家以后，我的外孙女就会告诉你顾毓秀教授给江泽民的箴言是：“天下为公，日月心同，智者兴国，仁者泽民。”你再问她：“顾毓秀给朱镕基总理哪十六个字箴言？”她马上就讲：“爷爷，那个顾教授就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前不久，就跟朱镕基说：‘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她举着小拳头，“仁者无敌！”你说这四条标准，你就会悟出一点中央的态度吧。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校长、老师就会体会到我讲的素质是个全面的提高，而在全面提高当中呢，要从根本上提高智慧，而人类本身的智力的提高，在4岁以前，按照我和某些同志的理解应该基本完成，4岁到6之间我们可不可以提高孩子的感知力、形成记忆力、判断力、联想力、最后产生创伟大的创造力呢？    
   我写的第二个条幅是“真善美”。“真善美”旁边写的是“求真、求善、又求美”，“立德、立言、再立功”，这三个字说实在的是我编的，我为了写这三个字啊，我首先查了甲骨文，甲骨文呢，不好看，又不好写，但是模样记住了；第二个呢，查了小篆，但是好看又不好写；接下来看隶书，那隶书呢，又好看又好写，但是我要写的隶书那就比现在说的隶书活得多，所以日本人说我这是天下第一隶书，我说不敢当。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善于吸收那就是创造。所以我提醒大家：所谓提高素质要善于吸收多方面的营养，然后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从无到有是创造，从有到有是不是也是创造？所以说好多人都喜欢我这三个字啊，那么后面这几个小字，一个呢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个受东方的影响，东西结合在WTO以后是必然。黄色的文化，蓝色的文化，让他交汇啊。所以我在其他地方讲，当河流与河流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发财，上海汇集长江、黄浦江，这些地方发大财，广州是珠江到南海，武汉汇集长江和汉水、重庆汇集长江、嘉陵江，这些交汇的地方人们就可以发财了。所以老说人家上海人聪明，为什么？就是来自水，而水有个交汇点，所以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以后，我认为也是对孩子提高素质的一种方法。在这教课中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求真、求善、又求美”，西方世界爱说，完了以后呢，“立德、立言、再立功”，中国讲立德、立功、立言，对不对？我给改了以下，为什么？为的是押韵，“求真，求善，又求美，立德，立言，再立功”，我给他挪一挪，挪了以后就具有中国特色，所以江泽民说要强调邓小平的说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讲素质教育，可以不可以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素质教育，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当然也可以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的提纲，第二个叫什么，讲了上面写的。
   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讲给大家听，怪好玩儿。那天我在清华作报告，作完报告以后呢，来了一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李老师，我有幸听了你的报告，十分高兴，你真是我们的大好朋友，我非常渴望你能真正地理解我们，也希望我的老师也像你一样理解我们学生，因为你作报告一上台就说，‘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学生是我师，我是学生友’。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第一次从老师嘴里听到这样美好的声音。我们班主任那个人就不这样，他就像个警察天天盯着我们，老让我们感到十分紧张，他说，‘我的耳朵特别灵，眼睛特别尖，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你们在我这个班上就得老实点，我教了十几年的书，把学生的心理早摸透了，别跟我玩儿这一套，我制人的方法有的是，一招比一招损，有不怕死的你就来试试看’。我们中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呢？好老师应该是有学识、有品格、有风度、有智慧的老师，他能睿智、幽默、风趣、待人真诚，与人平等，和学生打成一片，师生之间能互相理解，能和学生溶为一体，对学生没有偏见，决不伤害学生自尊心，上课不照本宣科、不生搬硬套。可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老师太少了，所以我们前些天已经通过同学们的研究做了一个决定，准备举行一次‘中华全国坏老师选拔锦标赛’（笑）。可惜你来了，否则、我们就要正式开赛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可能名列前茅（笑）。听了你的报告，我们总觉得其实老师都是为我们好，可他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研究教育艺术呢？为什么不讲讲学生是我师，我是学生友？”这是她的信，好长，让我把其中的一段挑了出来，你说这样的老师好吗？这样典型的老师不多，但是他还是有的。
   那么，今后怎么办？我觉得今后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咱们的教育如何产生诱人的魅力。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先要提高老师的素质，要提高老师的素质，先要提高校长的素质，要提高校长的素质，先提高中央的对不对？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提高素质，这是全民的问题，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不是说我素质高，那么素质高与不高，它无至境，对不对？他不是说就到头了。马克思是伟大的，但是他的知识是有限的；爱因斯坦、牛顿是伟大的，但他们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在座的老师在学生面前是伟大的，但你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所以没有顶峰只有高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关键是你怎么做到更好！
   去年2月7号，江泽民同志找陈至立同志谈话，我估计咱们傅国亮总编他肯定会讲。他们说咱们国家这个孩子怎么把妈妈给杀了，那老师把学生给干掉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江泽民同志非常非常生气、恼火，就找陈至立同志，他们在一块议论，完了以后要研究要提高老师的道德，提高道德水准。因此，强调师德教育，注意了吗？因此有些省的领导就说：“李燕杰同志，过去强调依法治国，现在怎么又强调以德治国呢？他是不是倒退呀？”我说，“岂有此理，这怎么叫倒退呢？”
本人在法国，我看见到处摆的是拿破仑的像，我就问：“你为什么摆拿破仑的像呢？”他说，“你不要认为拿破仑只会武功，拿破仑只所以伟大他代表法国，他做到文治啊。”我说，“为什么你强调他文治呢？”他说，“法和美相结合，法和美相统一。”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拿破仑在战争年代结束的时候，他首先就研究法律、法治，他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主持了30次法律会，拿破仑最伟大的是给人类递交了一部拿破仑的法典。”说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老出事呢？这两天卫视台演这个《清华大学五十年》，他们把这个教授斗的，你不能随便把刘少奇拉出来斗着玩啊，那时是人治嘛，完全没有法治，一个国家没有法治怎么得了？所以拿破仑他的伟大，主要的一条是他主持了30多个法治会议，而且向全人类递交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所以说是法治啊；第二条，他到了基督教地区，他说我相信基督教的世界，到了伊斯兰教地区，他欣赏穆斯林的戒律，在临死之前他说：“上帝吆，我死了以后谁也不怕。”他知道用道德教育调解矛盾啊；第三条，战争刚一结束，他就投入礼教的建立，修缮楼阁和法美结合，所以拿破仑在法国那么受欢迎，是因为法和美相结合、美和法相统一呀。那么，在座的校长们，在你的学校里面，可以不可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呢？法是干什么的？德是干什么？德是自律法，法是他律法，他律自律统一，就是“真善美”，我想这个学校的素质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这么多人，作了这么多的演讲，都这么过于强调艺术啊！所以法和美相结合、美和法相统一，是应该形成我们今后提高教师素质的根本所在。
   WTO进人中国以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要研究研究人类智慧其间之乐，有法有美，让法和美相结合，具体的落实就落实到我讲的第二个“五”的矛盾上，一个叫左脑，一个叫右脑；一个叫智商，一个叫情商；一个叫形象思维，一个叫抽象思维；一个叫动态，一个叫静态；一个叫已知，一个叫未知。前面讲的五个力，一个最重要的是创造力，后边这五个矛盾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未知，一个叫创造，一个叫未知，如果每一次素质教育的课，能够解决点“创造”与“未知”我看就够了。  
   人有左脑右脑就和咱们两个腿一样，但咱们基本上用左脑。如果说有两条腿，用两条腿从国家图书馆朝天安门走过去，很舒服。你说我不用两条腿，我用一条腿蹦，可不可以？也可以，但你累不累啊。明明有两只眼你不用，你偏偏堵上一只，你傻不傻呢？所以我主张提出这问题，教育咱们儿女要用左脑，更要善于用右脑。
   有一次在德国汉堡，汉堡大学的几个教授也是请我吃饭，吃完饭后，他们跟我讲：“李先生，你说为什么我们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我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如果简单从事：“日耳曼民族素质高！德国教育水平高。”这个回答绝对低档，给咱们大陆老师也掉价钱。我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说我不知道，请你回答。他说德国人之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是因为德国人音乐家多，音乐家多是因为诗人多，诗人多是因为哲学家多，哲学家多是因为教育家多。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音乐家、没有诗人，哪里有浪漫主义，没有浪漫主义也就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也就没有创造思维，没有创造思维，你的事业怎么会得到发展呢？怎么会有创造发明呢？没有创造发明，怎么会获得诺贝尔奖金呢？没有哲学家的哲理思辩，怎么升华呢？如果升华了以后，没有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教育工作者或教育家，把前人的火炬拿在手里让他熊熊燃起，让它一代代传下去。所以我们就要关心祖国的未来嘛，首先就必须关心青年一代，要关心青年一代，首先就必须关心青年教育，要关心青年教育，首先就必须关心青年教育基础，而且进行青年教育的时候，首先立足点是解决左脑和右脑关系的问题。
   西方讲右脑的储存量是左脑的十万倍，他谈这个对不对，咱不管它，十万倍也好，五万倍也好咱不管它，至少至少对右脑是一种浪费。为什么人们不用右脑呢？那天我在法国里昂，作完报告以后看一个老人，年龄有一百岁了。有一天把儿孙叫到身边说：“孩子们，我今年一百岁了，我一生当中为了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处处谨小慎微。我这一生当中的确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回顾我这一生，对人类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突出贡献，我好难过：如果上帝给我第二条生命，我宁可犯错误，绝不再做完人！这就是今天留给你们的遗嘱！”宁可犯错误，不要再做完人。人活在世界上不犯错误可能吗？这条论述谈论了左脑和右脑。所以今天我走上讲台这一段时间里，当我用我的左脑的时候，会场的气氛比较沉闷，一旦我用右脑，会场的气氛就马上活跃起来。只要我用左脑大家眼睛就没有眼神，不发光，只要我用右脑，大家眼睛就发光。对不对？该不该研究它呢？如果每堂课都让学生发光、让学生会心微笑的时候，你说咱们这课不就放心了。如果我能做到话，各位能不能做到，谁做了就给谁发奖，连我这么傻的人都能做，那么各位都比我聪明，是不是比我做的更长一些啊！所以左脑和右脑关系的问题是大有学问、大有文章的，而西方人士特别通晓这个意识。
   我认识一个白先生他是专门研究四岁以前，能够使孩子们用右脑提高智慧的，幼儿园里为什么强调游戏呢？在幼儿的这个阶段里，一个是教育活动，一个游戏活动，一个是生活活动，是教育重要？游戏重要？还是生活重要？显然是游戏重要。通过游戏可以提高好多智慧啊，有些小故事用在孩子身上，用在大人身上为什么不可以呀？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一上台我就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我有一次在非洲遇到一个非洲人，讲了一个非洲的故事：有一个狮子爸爸，把小狮子叫来，说：“孩子，当天亮的时候，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你必须用力前进，跑起来就得快，一定要超过那个小羚羊，你才能够有吃的。”小羚羊的妈妈把小羚羊叫来，“小羚羊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必须朝着太阳，迅猛奔驰，一定要超过那吃人的狮子，你才能存活。”结果这狮子喃，觉得自己伟大起床晚了一点，没跑出去，小羚羊没吃着，结果羚羊跑在前面了。我讲这么一个故事下面就鼓掌了，越是领导越懂我说什么话。比如在美国，你说看狮子包括咱们的尼颇尔普单，我不说别的了，尼颇尔普单比作小羚羊，到底谁是很难说。但是谁都要快跑，在改革开放情况之下，WT0以后谁不快跑谁就要落后，只要想的时候必须走在最前面，所以我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情况下长大的，但是其中有一句话谁都没背就我背了，那两句话呢？“人生是多方面的，在任何场合永远战斗在第一线的队伍里！”这是保尔说的。我估计在座的没有几个人会背，因为你老是记住这一句，记不住那一句，所以任何事物他是几个方面，这句话对我有很大有启发。革命英雄主义是必要的，个人英雄是不好的，但是没有英雄主义是危险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英雄，这个民族可悲，所以我说左脑和右脑的关系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学问，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不可以考虑研究研究它。
   那天, 在日本讲传统道德，讲了以后，日本人好高兴，他出了一大本厚书，后来他把这本书给我寄来了，我发现他把我的这个发言的中文全登上去了，然后我的另一个发言他翻译成日文，又全登上去了。小日本都重视我的这个发言，你说在座的能不重视吗？咱们好好研究美国、德国、日本，很有意义啊！那天我讲完的时候，突然间站起一个日本教授：“李先生，你讲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很重要，但是，你们中国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进步，是向西方学习了。你们深圳嘛，懂得了'时间就是金钱'”。我一听就火了！我这个人哪，那天跟你们说了，老年的优点没增多少，年轻人的缺点至今残存尚多。我说：“错了！”他怎么没想到我会说错了。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贸易的“贸”，我说：“你懂吗？什么叫贸？贸者卯也。下画的贝就是钱，上边就是卯啊！卯就是早上5点到7点拿着钱上街做买卖，难道不是时间就是金钱吗? 6000年之前，我们就懂得时间就是金钱。”小日本猛鼓掌。 “易者换也，拿着钱早早到市场上去，难道不是时间就是金钱吗？”之后我又写了个商业的“商”。我说：“你们懂商业吗？”因为有好多都是商学院的。“商者旁也，上边旁观者清也！旁字下面一个八一个口也；这边是生产者，这边是消费者，我在其间，两边游方，最后发了财，这就是商人，对不对？”（鼓掌）有点歪批三国的味道了。我拿起笔又写了个财产的“财”，我说：“你们懂不懂，这边宝贝的贝是钱的意思，这边是才干的意思，共产党讲辩证法，我老祖宗就懂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财发财，发了财以后，攻读MBA，就发更大的财，对不对？”“贝”与“才”是不是辩证法呀？这么一来，那个日本教授觉得这个中国教授不一般哪。他觉得中国人很厉害哪！他们老是隔门缝看人把咱中国人看扁了。
   我想告诉各位，人有左脑右脑，但咱们基本上用的都是左脑，对付考试、对付教学、对付定理公式、对付背马列主义的条文等等，全都是左脑。美国耶鲁、哈佛两所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请我吃饭，他们说：“我们这里的研究生考试前五名基本上是华人，第一名大陆的，第二名台湾的，第三名是香港的，第四名是东南亚的，第五名是美籍华人。但是，他们只会考试！”从考试到创造是不是一个飞跃呢？如果只会考试，难道是素质吗？这个素质如果是的话，那么只能是考试的素质，并不是做人的素质，也不是创新的素质，更不是人类事业开拓前进的素质！所以，现在急需的是较量，较量当中就必须有开拓。办这种班也是这样，多一招，它就有一个突破。现在并不容易啊！你看现在这种班很多，为什么这个班比较成功，容易受欢迎呢？它这里有几招，教育部的有关的领导都来了，那不容易啊。于光远也不简单啊！其实我说句实话，不应该在他名字前面加“著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没必要，真正有名的人绝对不要加“著名”，越是没有名的就是越在前面加上“著名”甚至是“伟大”的。你说于光远还要加著名吗？
   第二条，人有智商有情商。咱们中国人往往重视智商，不懂情商。你像这几位年轻的女教师，你的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送了3天，幼儿园老师见了你当妈妈的准说：“哎呀，你的女儿真漂亮，很乖，智商蛮高。”是不是这句话？大家很少听到这样的语言：“你的小男孩挺漂亮，挺乖，情商很棒！”有吗？大概谁也没听说过。但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要总结总结人类历史上智商和情商的秘密，在他们写的材料里面，都说我是演说家，都忘了我是教育家，都说我是教育家，忘了我是研究文化史的，好多人说我是研究文化史的，忘了我从小是研究《易经》、《道德经》的，我是干这个出身的。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自我表彰，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想当演说家就必须有智慧，那本身就必须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你本身就必须有文化知识，有了文化知识以后就必须有一种比较深厚的哲学思辩。你没有哲学思辩你怎么能够跟别人辩论呢？你跟那洋人打交道，你不是开玩笑吗？跟谁打交道也不容易呀。所以我主张咱们研究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如何做到善知人者知其本，善知其本者知人。我在大学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教了14遍，而且经常教中外对比史，对比的文化史、文学史，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我还给北京书店讲了两年半的图书史，形成了我这种独特的学问结构。在对比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秘密：人类社会当中，凡是在决定性的关键时刻，起伟大作用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在智商基础上跟情商起互动作用，情商起了伟大作用。
   以屈原为例：如果屈原跟楚怀王、楚襄王、南后不发生矛盾冲突的话，他能写出《离骚》，他能有那么伟大吗？屈原如此，司马迁如此。在座的同志，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晓得一个司马迁，对他都比较了解。但他爸你们谁了解？司马谈你们谁了解？了解的我敢说不多。我讲了十多遍《史记》，我对司马迁他爸也很少研究。那么，作为司马迁，他的智商从哪儿来的呢？显而易见，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他爸那儿来的。那么他爸干一辈子，为什么他的名字不如儿子呢？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司马迁正当年搞事业的时候，突然间处以宫刑，把男人的生殖器官活生生给你破坏掉，别说是搞事业、搞学问、就是谈恋爱结婚，似乎都没有权利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靠一个人的力量顽强战斗，完成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啊，同志们那时候可没有电脑，也没有纸。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竹简上的话，你说3000年的历史，  53万字，开玩笑哪！就是今天咱们写3万字，有几个人能写下来呢，打电脑敲3万字也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呢？什么叫伟大？伟大的出现是在智商的基础上，情商起了决定性作用。更不用说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天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不完全靠智商，对吗？也许有老师向我提问了：“李燕杰，你说了半天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呢？”自然科学更加如此！翻开人类历史你看看，达尔文也好，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一抬头看见电灯就马上想起爱迪生。爱迪生是科学创造之父，爱迪生一生就为了电灯为了光明拼命干事业，实验1742次啊，同志们！1700多次跟电灯打交道，只要一次触电就完蛋。如果不追求光明，你说爱迪生能这么玩命吗？更不用说董存瑞了。董存瑞在托炸药包那一瞬间，你们说是靠智商还是靠情商！那绝对是情感因素在起作用，爱祖国爱人民勇于奉献。有些小知识分子好聪明，智商蛮高，就托炸药包那一瞬间，他开小差了，如果那样中国历史就没有这座丰碑了，就没有董存瑞了，是不是？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就应好好研究这个课题。在智商的基础上，情商的作用到底如何挖掘？如何启示？人的潜在能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咱们用的几乎是1％，智慧还有百分之八、九十没有用。那怎么把这部分开掘出来？这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老师，你回忆刚才的发言，我上台有三个基本原则，要是在1万人大会场里边，我首先看第一排。因为第一排原本是不会坐人的，都是给首长留的。但突然有了10个小男孩小女孩坐在前边了，绝对是积极分子，越看越可爱。这时候咱们当老师的感情就不一样了。我的眼神有爱，他的眼神必然有爱的反射。爱的交流跟恨的交流不一样。有些人看孩子歪瓜裂枣烂酸梅，没什么好东西，我们党非得败在你手中不可！你带着这种感情上台，你怎么能教好书呢？第二条，看后边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好则听之，不好则溜之，回家买大白菜。千方百计调那个弦，像盛中国调弦那样，把弦补满，这样讲5小时都没问题。第三条，大会场中央，大多数人眼睛发光的时候，讲10小时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