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在豫西灵宝的黄河边一望无际的枣林里，圆溜溜的枣子缀满枝头。这时，从码头边走来一行人，其中有位身着长衫的清瘦男子，他留着浓浓的一字胡须，面容虽沧桑，但精神矍铄。一看到枣林，他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灵宝号称桃林，今天来到这里，不见一棵桃树，却只见大枣累累。”

这位着长衫的先生就是鲁迅，此行应邀前去西安讲学，途经灵宝。后来，他的好友曹靖华曾给他邮寄了一些灵宝大枣，随后收到先生回信：“灵宝大枣品质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对于灵宝枣子，曹靖华也曾吟诗赞曰：“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

灵宝大枣生长在黄河沙地，个大色艳，肉厚味甜，在古代就是皇室贡品。1934年，灵宝大枣就曾作为河南名产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走向世界。

如今，在灵宝，当地人每每介绍特产大枣，就要提到鲁迅。鲁迅先生当年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无意点赞，成了灵宝大枣的形象代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在灵宝人的记忆里，枣树这一文化符号，充满着乡情与美好。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去西安讲学？1924年，西北大学邀请他赴陕讲学，想到正好借此机会到西安看看，搜集创作材料，他便欣然应允。一路上，鲁迅先生兴致勃勃，到了灵宝，他禁不住赞美：“真不愧是美人出生的地方！”

那个时候，交通极不方便，鲁迅先生一行先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陕州，当时陇海铁路只修到陕州。然后，他们又坐船逆流而上到灵宝，再到潼关，最后坐汽车到临潼、西安。

途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行人到陕州时，前往陕州去迎接鲁迅一行的是陕西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张辛南和他们一起坐着轮船前往潼关。没想到到了晚上，天公不作美，正好遇上暴风雨。张辛南后来回忆，那整个晚上，他都提心吊胆，“时时出仓探望情况”，结果几次都被船主呵斥了回去。之后船主才告诉他，在黄河上划船的人都比较讲究，怕不停地出舱探看会惊怒龙王。昨天晚上，风雨太大，有段时间船只退不进，一直往后倒，差不多退行了十余里，幸好没退到鬼门关。原来，在陕州附近的黄河中，有座砥柱山，将河道分为人门、鬼门、神门，船只有从人门中过才可平安。（见张辛南《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

路途如此艰险，实属不易。同行的北师大教授王桐令回忆，当时的船舱太低太小，他们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着更不可能，他们中间大多为北方人，更不习惯在船上方便，真是煎熬。而鲁迅先生，从小生在水乡，对坐船早已习惯，并没有感到煎熬。他每日盘腿坐在中间，不慌不忙地给大家讲故事。（见王桐令《陕西旅行记》）

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和三门峡的文化名人曹靖华有过亲密交往。

曹靖华出生于卢氏县五里川的路沟口村，是著名的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曹靖华不仅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更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1922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李大钊先生介绍曹靖华去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俄语，曹靖华还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以后，翻译中遇到疑难问题，曹靖华就写信向鲁迅请教。1925年，曹靖华参加了未名社，鲁迅也是未名社的成员。这期间，曹靖华翻译了《烟袋》《第四十一》等大量进步文艺作品。

应鲁迅之邀，1931年冬，曹靖华在列宁格勒的酷寒中，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铁流》。当时，鲁迅先生自己拿钱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还联系内山书店秘密发售。曹靖华在苏联也买了大量报刊书籍寄给鲁迅。

回国后的曹靖华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就住在鲁迅家，两人促膝畅谈，交流甚多。随后，他参加了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编辑工作。

1936年10月19日，当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曹靖华悲痛不已。他马上给许广平发唁函，联系许寿裳、朱自清、谢冰心等人和作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发起倡议联合举办鲁迅先生追悼会。随后，他还组织上海的朋友搜集资料，编撰《鲁迅全集》。在这期间，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吊豫才》等多篇文章悼念自己可敬的老师和朋友。

在卢氏县五里川中学的“尊师亭”内，有一块教泽碑，是为当地名贤曹植甫所立，碑文是鲁迅先生所撰写。曹植甫20岁时在陕州考中秀才，知识渊博的他因为痛恶时政腐败，看到家乡文化落后，便毅然回到家乡教书。

1934年秋，在曹植甫老先生执教逾40年之际，他的学生商量要给老师立块“教泽碑”，以感谢曹老为人师者的崇高品德，以及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一开始，本来是请曹靖华写碑文，但儿子为父亲写碑文总有不妥，曹靖华便转请好友鲁迅。鲁迅得知详情后，对曹老产生了深深敬意。同年11月29日，鲁迅抱病欣然动笔，写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导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之尔。铭曰：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徒倚，巧黠因时，鷃枪鹊起，然犹飘风，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倦，惟精惟一。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当曹植甫收到教泽碑文时，对于碑文中的赞誉，他感到非常惭愧，就自己留下文章作为纪念。他让人把准备好的碑石，搬放在村井旁，当作乡亲们挑水时的垫脚石。（直到1985年，这篇碑文才被刻在五里川中学校园内。）

之后，这篇碑文刊载于1935年6月15日出版的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后来，鲁迅将其收在1935年末编定的《且介亭杂文》里，这本杂文集于1937年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现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到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这篇碑文，印象非常深刻，曾夸赞道，这篇教泽碑文，是以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