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我初中毕业下放到沅江国营千山红农场分在二分场六队，和我一起分到队上的男女知青有十几个。也许是刚下来的新鲜劲，也许是农场对知青照顾不错，还也许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天生性格活泼开朗，我们几个女知青一天到晚歌不离口。出工时唱，晚上乘凉也唱，队上的年轻人觉得好听，也跟着哼。

当时全国都唱八个样板戏，我们唱的也大多是京剧样板戏的唱段。

那年头队上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农民职工白天劳动累得要命，对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很不感兴趣，每次开会都是拖拖拉拉，正如当时人们口里念叨的“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九点钟不耽误听报告”，支书和队长为此也大伤脑筋。

我们来了以后队长发现我们会唱歌很高兴，起初是在开会前让我给大家唱几段，活跃气氛。后来看大家都跟着哼，就干脆要我教他们唱，说要当政治任务来完成。

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心想他们能学会唱京剧吗？怎么教呢？从简单的教起吧。大家听说知青同志要教他们唱京剧，全都早早地来了，而且个个兴高采烈，连细伢子都围了一屋，年轻人，特别是平时有点文艺细胞的更是兴致勃勃。

我教他们第一段是《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队长简单地讲了几句后我就开始教了。我原想先把京剧的行腔、板眼给大家讲一下，让大家对京剧有个初步的概念，这和唱歌有不一样的地方。谁知他们听得一头雾水，马上显出不耐烦听下去的神情，场上的秩序也有些嘈杂起来。队长连忙在我耳边说：“赶快唱，莫讲哒。”

我只好进入正题，教唱段。队长对大家说：“小珊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我来带头。”哪知队长刚学了句：“谢谢妈！”全屋的堂客们都齐刷刷地应着“哎——”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把队长搞得满脸通红，追打着堂客们满屋乱跑，会场成了一锅粥。支书看着闹得不象话，赶紧喊“严肃点！严肃点！”大家这才安静下来。还不错，学起来都是好认真，不到两个晚上，就全学会了。不过京剧中的板眼，京韵，他们都不管，由着自己的性子唱。把个京剧唱得戏不象戏，歌也不象歌。我们说这是他们创造的又一新生事物——京歌。

队上的农民职工学了唱京剧后，确实改变了队里开会的状况：队长再不必扯起喉咙家家户户的喊“开会”了，会间打瞌睡的也少了。因为学唱戏就把时间占去了一半，剩下的学习时间也能保证了，偷偷早退的现象也没有了。

因为学唱京歌闹出的笑话也不少。记得有一次，我教唱《智取威虎山》中小常保的唱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其中有一句是“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唱到这里蹲在屋角抽旱烟的沁老倌突然说：“哦扎（益阳话“那个”）两牙（爷）女捕鱼又打猎，生活还蛮好叽来！”大家哄堂大笑，把我弄得哭笑不得，只好耐着性子又把唱词解释一遍。

在当时文化和物质生活都相当贫乏的年代，在干了一天单调枯燥的体力活后，晚上聚在一起又唱又笑，在土生土长的农民看来，真还算得上是一件快意的事，而在我这个打小生活在都市、在学院长大的女孩子心里，也很自然的滋生出能为大家特别是当时很主流的人群“贫下中农”服务的自豪感。

从那时起，每次队里不论是开会还是田间干活歇气，大家都会围在一起，就有人喊“xxx来一碗酒！”，于是就有在大家的起哄里站出来有模有样地先道白：“谢谢妈！”然后把我教予的唱段逐一展示。不管是怯场唱得手脚始终颤抖的，还是自信唱得青筋直暴的，横竖是只要唱完了的全都是神气十足，走下台时都踌躇满志地左顾右盼。总是唱完一段又喊另一段，一直要唱得队长喊“算哒，算哒，明天再唱”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

我看着当地的农民职工操着本地的方言，兴致勃勃地唱着中国的国粹，还真觉得有点小小的成就感。你别小看他们，他们中不少人竟然也都学得有模有样，有些慢慢的还有了点京味。有几位自我感觉良好的还能唱好几段呢。

我在队上呆了几个月就调到总场文艺宣传队去了，在队上教贫下中农唱“京歌”，为改变队上的文化氛围起了一定的作用，成了我对在生产队生活的最愉快的记忆，用知青下放这个话题中的行话说，这件小事里我发现了自己在农村这个天地里的一点小小的作为，让我愉快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