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课改作为方法》前言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村小度过的。20世纪80年代的村小，还没有被城市现代文明俘虏。那个时候，村小的贫困不只是物质方面的，还包括教学的理念和方式。但是，四年级的时候，同村的任德诊老师打破了我对老师的刻板印象。任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尽管当时已经50多岁了，但她的思想却不保守。她很严肃，手里常常拿着一根教鞭，这不只是辅助教学的工具，还是“戒尺”，那个时候教鞭打在学生身上是爱和教育，绝不会被认为是体罚。任老师的“不一样”当然不是她的严厉，而是她常常越界，做一些超越其学科范围的事情。比如，课余时间她从家里拿来录音机教我们唱流行歌曲，她还教我们画简笔画。夏天最热的时候，她索性带我们到学校附近小河边的树林里上课，课间最有意思的玩耍就是下河捉鱼。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写作文，教语文的许士月老师让我们围绕这个新班级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体裁和字数不限。恰好我刚读过几首现代诗，于是模仿着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说是诗，其实只是分行的文字而已。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作文本发下来的时候，我竟看到了许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将近一页的评语。那一刻，我内心激动不已。毫不夸张，那是激励我爱上写作的关键事件。

高二时我遇到了乔林老师，教我们数学。几年前他不幸英年早逝，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会想起他，对他念念不忘。当年他还是一位新手教师，缺少经验，但人很真诚。他在黑板上解题时经常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救场的常常是班里的那些学霸。乔老师从不掩饰自己的尴尬，从他的脸上我们同时读出的还有他发自内心欣赏自己学生的真诚。他从不一味“示强”，而是坦然接受自己“并不强于学生”。得到创始人罗振宇的办公室里有一句话：“没有任何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今天看来，这样的真诚并不容易做到。

大学时期，承担我们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是王洪祥教授。他的课很少有人翘课，不仅是因为他课上得好，还因为他是真心对我们负责的老师。在他的课上，新闻史不是由时间、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组成的，而是由故事、思考和他那让人感动的情绪组成的。王教授特别会讲故事，讲到激动处，悲愤与欣喜他都会溢于言表。他的课应该是我们在大学里听到的最好的课。到了周末，他会带着自己的夫人坐公交车从市区来到我们位于郊区的学校，教我们跳舞。我们有一个集体性的共识，王教授是一位好老师。他不仅教我们知识，还关注我们学习以外的事情，与我们遇到的其他大学教师明显不同。

整理完书稿，要写这篇“写在前面”的文字时，求学时期的这几个场景在记忆中苏醒了。几位老师是我记忆里关于好老师的具体形象，也是挥之不去的念想。

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存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今天课改倡导的新理念，但是，我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老师的热爱、欣赏、真诚和支持，他们身上都携带着今天的课改因子。作为教师，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可能留在学生的记忆深处。正像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创造生活一样，只有热爱教育的教师才愿意投身创造，才更容易在教学中诞生故事。

而课改正是一场来自教师的创造之旅。如果把课改放在更大的时间尺度内审视，其实，每一代教师都在努力改变，只是方式和表达不同而已。

工作以来，我在不同场合同样遇到了不少满怀职业热情的优秀教师。

比如，台湾教师李玉贵和吴慧琳，两个人上课，一个课堂安静，一个课堂沸腾，但是这种巨大反差背后却有同一个让人心生敬意的特点：她们举手投足间彰显着对儿童的尊重。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理念的力量，也再次看到了“知道与做到之间的鸿沟有多深”。很多时候，我们能与她们进行理念上的对谈，却在课堂实践中被拉开了距离。李玉贵的语文课上得很慢，她说：“好的课堂是上着上着老师就不见了。”在她心中，“课大于天”。即便是公开课，她也不愿意让学生沦为道具——牺牲学生学习的利益来满足观课者的需求。吴慧琳老师的音乐课上，她从来不会一本正经地“教”，而是带学生用身体感受旋律。如果说好的教学不是“告知”，而是“感知”，那么吴慧琳老师做到了。

比如，北京数学特级教师张宏伟和上海语文名师郑艳红，从他们身上，我同样看到了好老师的魅力。他们总是放低身段，懂得示弱，以“生”为师，善待学生的旁逸斜出。张宏伟的数学课给学生最大程度的安全、自由、鼓励、尊重和信任，他尊重学生在学习上所有不逾越底线的想法和行为，他的数学课是“浪漫”的，他会引导学生用汉语词典查阅数学概念，借助回文诗来学数学中的“对称”，因为他遵循的不仅是学科逻辑、生活逻辑，还有学生的学习逻辑。在郑艳红老师的课上，她将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她放弃了自己“教”的优势，视倾听学生为自己的使命，用真诚的身体语言定义了课堂上教师最美的姿态——倾听。

这些名师的课如此之好，没有多少理所当然。他们都深深爱着自己的教学，保持对教育教学的独立思考，都善于主动谋变。好教育正是由这样的一个个好老师组成的。

我想诚实地宣告：这本书也是写给他们的——那些深刻影响过我的老师。

记得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校长王海霞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前做校长我更关注事，关注问题解决，现在我更关注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人服务的”。但现实中人很容易被遗忘。课改是成就人、发展人的手段。当我们投身课改时，不能偏离了“人”这一最高目的。如果我们言说课改时谈的都是集体的人、抽象的人，而少有具体的人、生动的人，那么，课改将是没有生趣的。如果教育的长远目标被悬置了，那么近期目标也注定会偏离。

何谓课改？抛去学理上的解释，我认为，课改就是种植思想，点燃热情，保持饥饿。倘若那些投身课改者的行动总是不被看见，不被肯定，终有一天，热情的额度会被消费殆尽，越来越多的教育人会远离课改，成为看客的一部分。

课改是理想与理想的结盟，是热情与热情的拥抱。20年来，我从朱永新先生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中，从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高效课堂中，从陈静静博士竭力推动的深度学习共同体中……看到了民间力量对课改的热情，这些力量更容易让人看到有故事的课改，看到有丰富面孔的课改。

这本书就是营销热情、负责提醒的书，提供了我个人近年来对课改的观察。这是一本提供观点的书，尽管在结构上安排了先后顺序，但是，这本书你随意翻开一页开始阅读，都可以带你进入一个课改话题。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我专门在每一辑的最后对核心观点进行辑纳，做了“观点回看”。在这本书里，你会不断遇见一些新理念、新表达、新经验，但是，我依然想提醒读者中的教师，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携带着某一时期的认知偏见，不要轻易做某个观点的俘虏，除非你实践了它。

（作者系中国教师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