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他们都因家庭发生变故沦为孤儿；十年后，他们仍依稀记得曾在孤儿院相识的对方，但两人的命运却已大不相同。一个仍孑然一身，四处漂泊；另一个却已成为小有名气的雕塑家。一对孤儿截然不同的十年人生经历，带给社会关于“异常少年”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切思考。
万涛漂泊的路还有多远
1996年6月1日，8岁的万涛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万波一起离开陕北子洲老家，住进三原县的儿童村。老家的乡亲很为这对不幸的孤儿兄弟从此能过上有吃有穿有学上的好日子感到高兴。然而9年过去了，小哥儿俩却不如人们想像中那样在社会关爱中享受安稳快乐的生活，哥哥万波刚刚成人便因持刀杀人锒铛入狱，万涛也中途辍学，四处打工，继续着更为孤单的流浪生活……
坐在记者面前的万涛单薄而瘦弱，很难想像，17岁的他怎么在建材市场里靠卖力气养活自己。找到他也并不容易，他频频地变换打工的地点，半个月前又辞去一份在灯具店送货的工作。记者通过他的亲友、老乡及一起打工的伙计等人多方寻找才找到他。
万涛已接近成年，一只眼睛因幼时受伤几近失明，身材单薄、神色胆怯，多年漂泊的生活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内心的沉重和压抑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他告诉记者，原来干的那家灯具店活儿太累，加上丢了老板一箱货被扣了工钱，就干脆不干了。现在他在白家口一家铝合金装饰部打工，每月仅有300元工资，但他比较满意的是可以在店里吃住，这意味着他能够早点搬离在助养人公司的住所，从而结束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万涛兄弟的不幸，始于幼年时父母先后不幸身亡。在被好心人送到儿童村后，兄弟俩过上了两年相对安稳的生活，生平第一次走进了课堂。但万涛说自己当时并不喜欢待在儿童村，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没人管的孩子，不像个家，所以当西安一名企业家表示要助养他们兄弟时，他非常激动，觉得自己是有“家”可回的孩子了。
1998年4月，万涛和哥哥随那位曹姓的企业家来到西安，但等待他的“家”不过是助养人公司的一间宿舍。助养人给他们改了姓名，并为他们在附近的学校报了名，平常哥儿俩就在公司吃住。万涛回忆说：“当时我俩都挺怕他（助养人）的，很少到他家里去，但越是不去，他就越不高兴，可能是觉得我们没有良心。”2003年10月，万涛在公司接到助养人的电话，让他不要再去学校了，说他年龄大了，该学个手艺了。此前哥哥万波小学毕业就已辍学，留在助养人的公司打工，但没有收入。万涛还记得哥哥听说也不让他上学了很是着急，反复追问：“他凭啥不让上？凭啥吗？”而助养人认为，自己与儿童村签署的助养协议约定期限为5年，而且几年中他为小哥儿俩上学已经花去了5万元，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万涛的堂兄万光荣也说，当年他到西安看望两个堂弟时，那个助养人就建议他把俩孩子带回老家，但他觉得孩子回到老家那个穷地方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请求助养人为他们在城里谋个出路。但万涛后来也未能去学什么手艺，也和哥哥一样在助养人的公司干活。
“如果当时带他们回家，就不会有后头这事儿。”万光荣至今想来仍很后悔。2004年3月，万波在助养人的公司里持刀将门卫李某活活砍死。据他被捕后供述，他们兄弟俩经常遭到李某的欺负，却没有人管，于是产生了报复杀人的念头。万波一审被判处死刑。目前，其堂兄万光荣出面聘请了律师为他上诉，希望能保住他一条性命。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哥。”万涛说，哥哥在辍学以后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很少同他讲话，他也搞不清楚哥哥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但现在看来，哥哥的性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的，“如果那时候有人跟他说说话，开导开导他，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对于万涛而言，3岁时父亲自杀、8岁时母亲病故、16岁又眼睁睁看着相依为命的哥哥被警察带走，没有人能体会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对这个少年心理产生的影响。对于记者的很多问题，他都回答“没感觉”，包括对于即将到来、可能决定哥哥生死的二审判决。他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到：这些年里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高兴过，总觉得不自由、不快乐，生活境况差，也没有人真正从心灵上帮助和安慰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心里很孤单的人”。他也提到现在的老板对他还好，他希望能学到搞装饰的手艺，也算有个出路，但对于目前的生活，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文龙在迷途中获得拯救
见到文龙，是在他供职的西安超人雕塑研究院的工作室里，他正持刻刀完成一件展示民俗人物的作品的小样。此前，由他主创完成的几件民俗人物雕塑在各地展出后曾引起极大的关注，还有两件作品被中国蜡像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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