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真是一个出新闻的人，浙江慈溪老宅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新闻官司未了，上海市教委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教师节在上海挂牌成立又让他进入了新闻风暴中心。且不管余秋雨先生在其他新闻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单说这次的“大师风波”，笔者觉得这场新闻飓风实在是把他卷得冤枉。
在这场“大师风波”中，抡向上海市教委和余秋雨的“棒子”其实很脆弱，因为它对“大师”概念理解的根基就有问题。不知是不是出于强辩的需要，他们已经把“大师”这个称号过于神圣化了。
“大师”在佛教中有大师范、大导师之意，如释迦牟尼就被尊称为“三界之大师”。在中国，起初称有高德之出家人为大师，但以后，“大师”两字鲜有例外，基本上只专用于追赠死去的高僧的谥号了。在佛教中“大师”称号重如泰山，但在普通人的俗世生活中，“大师”称号可就没有那么重的斤两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与“大师”相遇的机会也就多了去了。我们可以在街上见到捏泥人的大师，可以在乡村巧遇剪纸的大师，还可以在各种庙会上见到形形色色的大师，甚至可以在足底按摩店里见识到修脚大师。
这些大师还是有正儿八经的国内权威部门甚至联合国相关机构颁发了证书的，至于那些用不着证书的“大师”称呼就更多了。见了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德高望重的人叫一声“大师”，逢着年纪大的有一定学问的学者、专家低低地叫一声“大师”，似乎也并不见得有多么肉麻，其中尊敬的成分更多些。除了这些，在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中，各行各业的大师更是多如牛毛。
然而许多人却偏偏容不下余秋雨这个“大师”。我们能说余秋雨先生的贡献比不上一个剪纸的杰出艺人？比不上一个捏泥人的好师傅？
对于“大师”名称，62岁的余秋雨在讲话中说：“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忐忑不安的余秋雨先生够谦虚，而“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也只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继去年成立‘周小燕大师工作室’之后的又一举措”。然而“余秋雨大师”仍然受到了“棍棒齐下”的待遇，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笔者觉得是我们的文化宽容度出了问题，是我们文化人的胸怀出了问题。把“大师”过度神圣化是表象问题，而在这个表象之后是我们许多文化人的“心胸狭窄”。易中天火了就骂易中天，于丹红了就批于丹，余秋雨经久不衰就瞄准他“弹雨纷飞”。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人自然有他们的缺点和局限，但我们许多人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忘记他们带来的巨大进步？理不辩不明，争论自然是可以的，也是为我们所欢迎的，但我们不应该长久地陷入低级的出于嫉妒等阴暗心理的辩论上，“无理辩三分”，而应该就具体的某种观点有异议才去争论。辩论无限，但时间宝贵，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这里所说的嫉妒等阴暗心理并不是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心知肚明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是连发言者自身都觉察不出来的。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蒙蔽，并以能时时检讨自己的心胸为基本责任。
一个被有意或无意过分夸大了的称号，一个没有足够文化宽容度的文化群体，导致了一场没有多少意义的舆论风波。当局者迷，而旁观者不免窃笑：叫声“大师”又何妨！
《中国教育报》2008年9月2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