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校门口做值日校长。由于下着小雨，清早的校门口显得特别拥挤，花花绿绿的雨伞下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
两位低年级的家长走到校门边，一位说，她的孩子被六年级某位男生抓破了脸，边说边做撕扭的动作；另一位说，她的孩子被某个高年级学生打了。我听在耳中记在心上，并决定解决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当面告知他们：“我是值日校长，会帮助你们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两位家长带着担心，带着不安与气愤，嘟囔着离开了学校。
随后，我找到六年级班主任王老师，告诉她家长提到的那位男生，并请班主任不要声张，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下午，在六年级的学生会议上，我就如何爱护低年级小弟弟小妹妹作了具体要求。
后来，读到沈望舒的《“告知”内含的公共文化服务》（《瞭望》2007年第3期)一文，很受启发。
沈先生举例说，造访日本的人们感受很深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告知”话语和提示内容，大到区域、设施、设备的功能，小到每一物品的使用程序、方法，就连路上井盖也是如此。东京的消防井盖刻有消防员卡通形象，四角写上路名用于指路；避难所周边的井盖，既用箭头指示方向，还用颜色示意距离----黄色说明离避难所200米以内，红色为100米之内。在欧美城市中，一些特色鲜明的问讯设施也是让外来者感到尤其亲切的一道景观。“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的感觉，会在类似“告知”、“提示”的公共文化服务前消解不少。作为值日校长，我理应在倾听的基础上，及时回答家长提出或反映的问题，不能立即解决的要告知家长在何时予以答复。当把问题解决后，还应及时告知家长对某个问题的处理结果，这样就可以有效化解家长与教师、学生、学校之间的矛盾，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营造和谐的校园。
“告知”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更是学校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衡量一所学校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它是否有一流的现代化设施，而在于它是否有先进的文化与理念。从学校的显性层面说，校园内的“告知”与“提示”随处可见，如保护草坪的牌子上写着“小草休息了，请勿打搅我”；楼梯的墙壁上贴有“轻声右行”；走进厕所，抬头便是“上前一步，走进文明”、“来也匆匆，去也冲冲”……当这些耳熟能详的“告知”与“提示”，逐渐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与行动时，我们的育人目标就实现了。
几年前，我随特级教师考察团赴韩国进行考察。我们正要从大巴上下来，导游友好地“提醒”我们：
“请各位老师整理一下自己的座位卫生，方便下边的乘客。”一句“告知”与“提示”，让我们自认为素养高的一群人倍感羞愧。随后，在参观足球场时，导游再次告知我们不可走进正在修整的草坪上，我们对这位尽职的工作人员肃然起敬。由此，我想到了校园优秀文化的传承。每当有新教师走进职场时，我们是否尽到了他成长过程中的“告知”与“提示”的责任？每当见到教育场景中不良的现象，我们是否友善地尽到了“告知”与“提示”的责任？每当发现学生错误的苗头，为师者是否尽到了“告知”与“提示”的义务？果真我们尽到了“告知”与“提示”的义务与责任，那学校优良的校风建设则指日可待了。因此说，“告知”是学校价值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优秀文化传承的纽带。
同时，“告知”还是一项阳光政务。“告知”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告诉知晓，信息透明、畅达之意。在学校这个特定的组织中，信息是不对称的。校长相对于教师，教师相对于学生，信息往往呈不对称状态。几年前，参观江苏张家港实验小学，在校园的公告牌上，清楚地写明当天或近几日某某教师的去向，是外出学习、出差还是请病假，一目了然，既不会产生误会，也有利于工作。然而，我们的许多学校并没有一个及时“告知”的习惯，如评先进了，投票几天后才知道结果，某位老师虽被选上了，但流言四起；评“三好生”，到颁奖时才知道谁被评上，岂不知学生在底下嘀咕了好久。若师生关注的“信息”能够及时通过适当的途径与渠道“告知”，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师生对信息的渴求，有利于减少内耗，促进团队的和谐共建，更能促进师生对学校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