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课程改革就是文化的变革，课程追随着文化变迁的理路而嬗变。作为文化变迁表现形式之一的课程改革，其中必然涉及并带来文化冲突。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及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面对文化冲突，应在吸收、借鉴国外课程理论及其实践中的有益成分，结合我国的国情民性进行有机融通和实践的再创造，采取有利、积极、合理的文化政策，实现各种文化型式的有效整合，以便在真正吸收和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应用，以服从并服务于我国课程改革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文化是“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它表达了特定群体认知世界的共同方式，包括价值观、态度及其影响行为的信仰。”一种型式文化，一方面有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惰性，对不同型式文化有着对立与排斥的倾向，往往形成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也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吸收不同文化的倾向，从而不断进行着文化的整合。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课程缘起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同时，课程追随着文化变迁的理路而嬗变。从深层次意义上说，课程改革就是文化的变革。课程改革中，人们并不一定都按照新的文化型式要求在价值认识与判断上采取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观念与现实、思想与行为的冲突。在文化冲突面前，如何采取适当的文化政策，实现各种型式文化的有效整合，保障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这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在长期与自然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即从远古至清晚期以前这漫长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古典文化。晚清以降，中国逐渐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文化冲突。因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由传统所塑造出来的国人饱受旧的价值心理和价值意识的钳制，依照原有的价值理想和价值指南支配自己的行动，对新的价值观持排斥态度。而现代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尺度，它在不满传统文化的落后、冲击传统文化体系的同时，也根据社会的需要，在风俗与信念、目标与价值、行为与规范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特征，沿着新的价值取向发展。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文化型式“解构”和现代文化型式“建构”的过程，亦即现代文化冲击、否定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抵制、排斥现代文化的过程。
就当前课程改革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表现为课程改革中所传递的新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与现实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相左。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无论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如何，它们均弥漫在课程的方方面面，渗透于课程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们发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一些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较深，对新课程理念不理解、不接受，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培养的重要性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师道尊严”，强调教师“绝对权威”的控制型课程文化，不利于民主、平等、和谐、融洽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扼杀了学生的主体精神、创造精神的发扬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中庸”的思维倾向使教师恪守共同职业规范的同时，也易形成随大流思想，渐之形成教师群体闭锁的文化心态。他们视旧有的经验为法宝，严重影响对新课程理论的吸收，抑制了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此外，家长、社会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指标仍是学生的考试分数，这使学校和教师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惧怕新的教学方法使用不好会影响考试成绩，使不少学校和教师产生对课程改革的阻抗。这种弥漫在教育实践中因传统而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固化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给现实中的人们带来强烈冲击时，很多人出现了心理上的不适应，虽在表面上附和，而在内心和实际行为上却存在着抵触；也有很多人虽从思想上完全接受了新课程理念，然而在实践中却感到迷茫，不能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观念转化成行为。
(二)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
文化样态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于以下几对张力。一是课程目标上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发展需要二者之间的张力。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是不同教育学家为解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矛盾而给教育开出的不同“处方”。个人本位论强调儿童的需要与兴趣，主张教育应促进人的个性化；社会本位论则强调社会的需要与规范，主张教育应促进人的社会化。长期以来，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拘囿，教育被当做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学校教育的课程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塑造社会我，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这样，在片面强调满足社会需要时，却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二是课程内容上的城乡文化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制度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经历了由历史深层结构的潜在对立而导向表面化的尖锐冲突的历史过程。新课改的诸多理念均带有严重的一元文化即城市文化的倾向，课程以“城市取向”为标准，许多边缘文化、弱势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三是在课程结构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张力。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客观上诉求课程的多样性。然而，我国中小学执行国家统一的课程方案，使用单一的课程标准，出现“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此种单一的文化，忽视学生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学生的生活形态、社会经验等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差异，致使课程文化与学生文化背景出现割裂和断层，从而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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