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作出了重要阐释。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论著多种。
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张颐武阐述了“读经”的两面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复杂意义。
有关读经的复杂性
“读经”目前成了传媒和文化界不断讨论的新焦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之外将古代典籍传承的重要性加以凸现，能够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魂传之后世。在许多人慨叹传统颓败、国学大师凋零的这个全球化时代，“读经”似乎是恰逢其时的，它表明了一种复兴中国古典文化的宏大愿望。这当然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关，是对于本土文化自信的结果。
“读经”表现出对于现代教育系统的一种不信任，好像这一系统不可能给予孩子文化的精华。这种不信任时常表现在种种对于教育的议论之中。同时，这种复活古典的“读经”教育有自己的渊源。一方面，许多人认为现代教育没有提供充分的古典文化的传承，以致社会普遍对于传统文化相当隔膜，古典文化知识的普遍低落已经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在近年来对于许多“国学大师”的媒体宣传和追忆讨论中，人们往往慨叹今天不复存在那种博闻强记、对古典文明有精深理解的大师。而这些大师当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往往被认为是其知识的根底和基础。人们往往用大师式人物的缺席来证明现代教育的失败，也焦虑于古典文化的“知识谱系”面临断裂的危机。于是，“读经”这样的举动正好满足了我们期望接触经典、培养大师的欲望，它合理地变成了一种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这当然也由于近年来我们对传统的态度改变，当然也意味着随着20年来对于“东方文化复兴”，对于“新儒学”的讨论，对于国学传统的尊重等工作已经在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全球化的冲击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对于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怀念，希望在剧烈的变化中寻找固定的传统。这一愿望当然非常合理，但再现昔日国学的光荣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任务。
昔日国学的辉煌为何难以再现
首先，我们异常需要对于古典文化的整理和思考，异常需要对于古典文化的传承。但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所谓“国学”其实正是针对“西学”而言的，正是五四前后用“现代”的方法“整理国故”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任何知识都已经经过了“现代”的重写和整理。跳过“现代”对于古代的理解直接进入古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知识体系都深深地和“现代”缠绕在一起，而今日对古典文化的整理和思考更是根本不可能脱离今天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今天的教育体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关传统的知识当然可以通过传统的“读经”式的方式得到，但没有和当下的文化结合的孤立的“读经”却难以产生好的效果。现在所需要的是利用一切新的文化观念、阐释方式和技术手段来理解古代。比如郭店竹简的发现导致的对于古代文化史的重写只有在当代的语境中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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