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把“活教育”理论概括为三大方面：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胡国枢
《陈鹤琴传》是一本记录我国自“五四”以来新教育发展历程和老一辈教育家人生的书，也是一本值得教育工作者关注的书。
这部传记依据的全是史实，或是客观史料，或是传主的遗物、遗文，或是知情人（包括亲友）的回忆。该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都比较朴实、庄重，这与传主的个性和身份是相称的。一张朴素而原真的“南京市私立鼓楼幼儿园”照片，就把这位幼儿教育家“一切重实验，一生讲科学”的真实形象与可贵性格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封底上陈鹤琴先生88岁高龄时的题字---“一切为儿童”，更是把这位幼儿教育专家的毕生追求与完美人格如实地表现出来。
为中国乡村教育开辟新路
该书呈现的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艺术的真实。在第八章“金陵故城”中，第二节以陈鹤琴的亲身经历，描述了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小庄招生开学的情景：在晓庄师范招生广告中最末一行，具有明显陶氏风格，格外引人注意：“学费免，膳宿杂费详见简章，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第一批共有13名青年参加考试，学校的入学考试别具一格。
第一天考试的内容是国文课，试题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考场设在一间茅草屋内，由陶行知亲自监考。
演说题有20个，考生从中抽选，进行3分钟演讲，然后由指导员当场评分……第二天的内容是劳动---垦荒、施肥、修路。在一块山坡荒地上，用白粉线画好，考生各持一把锄头，各开一方。陶行知脚穿草鞋，手持锄头，在场地中走动，不停指点。
这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也为陈鹤琴与陶行知这两位中国现代教育界的启明星（当时陈为晓庄师范幼儿师范院院长）留下了一幅写真图。
书中也叙述了陈鹤琴一生的曲折遭遇，如解放前夕他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两次被捕的经历，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也与陈老一道被关押在国民党特务稽查大队，饱尝铁窗滋味。正当读者为陈老的命运担扰时，作者体谅人意，写道：
与上次被特务逮捕不同，这一次逮捕陈鹤琴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在被关押的两夜里，陈鹤琴听见楼下用刑的叫声，屋内摆放着各式刑具，心里感到非常恐惧。这一次，他之所以能再一次从监狱里打出求救电话，有赖于拘留所中有一个看守，曾在沈阳听过他有关儿童教育的演讲，对他的报告有很好的印象。连营救他的潘垂统也感叹：“这不是苍天保佑，而是儿童教育家的演讲起了作用！”
活教育---教育现代化的先声
该书虽不是一部教育论著，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以及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理念。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是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摸索、发展起来的。既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演变与革新，同时也与他在美国深造又去欧洲十一国考察，对欧美新教育思想的吸收密不可分。在中西结合、古今渗透的基础上，陈鹤琴在南京、上海等地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抗战期间，他在江西泰和创办山区松林学校，后来建成闻名中外的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
1941年1月，由陈鹤琴为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在江西出版，标志着“活教育”理论开始形成。他最初把“活教育”理论概括为三大方面：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陈鹤琴的“活教育”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名异实同，源出一脉。陶行知也曾用“活教育”之名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
前些年，教育界的一位朋友从欧洲考察归国，带回了当今世界流行的“做中学”理念，在上海和北京的许多中小学推广，成为学习国外教育思想的成功范例。后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得知此事，当面提出异议：怎么把陶行知半个多世纪前的生活教育理念当作国外新时髦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应该的。其实，“做中学”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陈鹤琴的“活教育”理念，但“不知者不罪”，在懵懂中推广了“做中学”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无论谁，也不管用什么名义，只要做了对教育改革有利的事情，都应被看作是好事。于此，也可以看出陶行知和陈鹤琴确实是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们为中国教育改革铺了道，给后人指了路。
1 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