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写人生

——记报告文学作家张亚明

张福华

走近张亚明    

雨后的夏夜，凉爽的风丝丝缕缕地投进窗来。我坐在电脑前悠闲的轻移鼠标，随意地浏览着网页，心中宁静又惬意。猛然间，国土资源作家网里面一个熟悉的名子跳入眼帘。我快速地移动鼠标，看到一篇篇文章后面都有同一个名子----张亚明，再翻看作者简介：张亚明，安徽萧县人，中国矿业报记者，先后出版《旋转的人生坐标》、《人生的雕塑》、《歌颂与诅咒》等报告文学集多部……

没错，是他。这个我从未谋面，却又在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那么多年里不时拨动着我记忆的神经。                                        

1987年春节在火车汽车的颠簸里向我逼近，古为“萧国”的萧县也在思绪的飘飞中向我靠近。车进县城，伴随着一阵高亢雄浑的乐曲，男女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声音隐隐约约地投进窗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播送一曲回荡在淮北平原上的时代颂歌——孤山情……”

我极力地想把每一句话收进耳朵，无奈街上的叫卖声、三轮的奔突声、炮竹的爆响声，不时淹没了时断时续的广播声……

舅舅家到了。站在母亲称之为堂屋的客厅里，我细细地打量，一切已非昨日，只有墙上那几幅泛黄的老旧书画，还依稀可辨儿时的记忆。

这时，八仙桌上一张被翻阅得有些皱褶的报纸引起我的注意，《孤山情》三个黑黑的大字，几乎要跃出纸面，展开细读，没几分钟，我就跌入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这是一篇堪与《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相媲美的佳作，老孤山煤矿透水，24名矿工被埋井下，惊动了党中央和陆海空部队，波澜壮阔的抢险场面，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跌宕起伏的行文结构，无一不在打动着我。

 “这几天广播里听的是它，报纸上读的是它，路上人议论的都是它……对了，写这文章的记者原来就在城边的矿上工作，是咱家不远的邻居，叫张亚明……”舅舅看我那么神情专注，对我介绍。

对文学充满幻想的年龄，我所崇拜的那些作家们距离生活中的我是那样的远，而这一个将文章写得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人，此刻却与我近在咫尺……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母亲家乡的那个名字——张亚明。

日子在平淡无奇中渐行渐远。那件事也渐渐地淡出我的记忆。后来我在文学梦里不断地行走，参加了一些文学笔会，在文友那里陆陆续续看到了凝结着张亚明心血的几本集子，看到了那些文学大师们对张亚明报告文学的评价，也逐渐加深了对张亚明的认识。

2002年秋天，多年未曾回娘家的母亲，刚从舅舅家归来又一惊一乍地例行了新闻发布： 

“这回我们萧县可是出了厉害人了。咱那南边濉溪县的县委书记也真霸道，硬把人家股份制煤矿贱卖给一个个体户，咱老家有个姓张的记者，自费帮矿工打官司，直打到北京，那个县委书记恨他恨得直咬牙，有人还要杀他全家老小呢。在老家这一二十天，满街的人都在议论这事。”

“张亚明？”记忆的丝弦一下子被挑醒。

2003年元旦钟声，一声声地响在银川车站的候车厅里。无聊中，我信手抓起邻座遗弃的一张《中国矿业报》，却发现母亲说不清的那件大事，赫然在目：《一起产权转让官司的背后》，作者张亚明、李平。等车的烦恼，被阅读的紧张所替代，一个整版一口气读完，几乎忘了检票。

后来，老家来人到宁夏，我们又聊起张亚明：

 “他呀，可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惹恼了一大堆的人呢。”他一五一十地讲述着。

 “老有人跟踪他，家里经常有恐吓电话，孩子上学都得家人接送。省里也来查他，要他说清背后什么人指使，有什么背景……最近有人说他被拘留了，也有人说他失踪了。不过，老家的人不大相信。他这个人是出名的倔脾气，只要他认准的事，轻易不会压倒他。听说北京有个专门为记者说话的记者协会，他去寻求保护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喊他‘张青天’呢……” 

不断跳动的网页，将我的记忆拉回，我在网上继续浏览。很久都没有读到这样的报告文学了，《苍天无泪》、《悲壮的选择》、《五沟大贿选》、《寻找失落的文明》……

感动，是一种被外界力量催发的情感。如今是一个不容易让人感动的时代。而面对屏幕，作品表现出的生活热情、忧患意识、负责态度、人文关怀精神，我却再一次地被深深地感动了。在现实的创作随时都可以遇见轻薄的戏闹、无聊的呻吟、恶俗的表演现象的时候，那一篇篇真正写出生命深处震颤和感动的文章，重重地敲击着我早已波澜不起的心房：古代开挖大运河的民工饱受的蹂躏，当今权利受损的矿工无助的眼神，历史与现实，权利与良心…… 

有人说：“有一种文体确实是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

今天我却看到一个“殉道者”的形象——张亚明以良知和信念，以百分之一的拒绝沉重的勇气和毅力，在解读、在守望着报告文学这方圣洁的园地。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一次老乡聚会时，我们和张亚明邂逅相识了。

说是“我们”，是说我与文联主席郑正夫妇一起。

宁夏的初冬，融融的阳光。银川的一家宾馆里，一片乡情，一片笑声——在宁工作的老乡，与长途跋涉前来采访的张亚明欢聚一堂了，公安厅、安全厅、新闻界、文艺界、企业界……熟悉的，不熟悉的，好多老乡都来了。

高大挺拔的身材，英武潇洒中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机智幽默的谈吐，热情随和中流出真诚的亲和力。一望就知道他是个很容易走近的人。

“看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话要打个问号了，你看，我来到大西北，不仅见到了那么多的老乡，还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啊……”张亚明的话不乏风趣与幽默。 

“嘿，咱萧县自古就人文荟萃啊，出皇帝，出将军，还出了那么多中外驰名的艺术家，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就是咱刘窑的刘开渠主持设计雕塑的吗？别忘了，咱县可是国画之乡啊……”文联主席郑正马上接了上去。

“别净给咱家乡抹粉了。要不是风水、灵气都让你们这些精英占去了，怎么会出了我这个捅搂子的‘张憨子’啊？”张亚明一本正经地说。

“哈哈哈……”笑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久违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像一道旋转的风，在一群远离家乡的游子中间掀起一股股波澜。身置其间，我不禁想：这是一个能将死水搅活的人，哪里有他，哪里就会有笑声。

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就这样在乡音和笑声中，我走近了这个二十年前就在报纸上“读熟”了的人——张亚明，更没有想到我还能够与他一同走近采访对象。

采访的空闲里，我又忍不住提起了那场为“产权转让”引发的官司。

“唉，别提那事了，想起来就恨不得跳楼。对于‘到底权大还是法大’这样小儿科的问题，我竟然还像屈原那样去问天……”。谈及此，他将目光投向窗外，投向目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张谈笑风生的脸上瞬间显出几分凝重。

谁都知道张亚明遭的这一劫，他的酸，他的痛，又有多少人真正地读懂呢？

暗访一个个的知情者，甩掉一个个的“盯梢”人；学习一部部法律条文，参加一次次法庭审理；一次次跑省进京，一次次坐车住宿；复印邮寄一封封举报材料，恳请一家家媒体舆论支持……两年多时间，他花去了家里两万多元的积蓄，一次次地向妻子要钱，难免引起妻子的误解：“你说清楚，要这么多的钱，你在外边到底做了什么？” 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不敢对妻子说明真相，便给妻子开起了玩笑：“那么多年，我什么事情不向你汇报？你相信，我是做正经事。即使找情人，我也要阳光操作让你审批啊……” 

何止妻子不理解？就是那些熟知他的人们，谁不说他是傻瓜？拿自己的钱去为不相干的人，去打一场注定不可能赢的官司。可他天真地以为，只要真理在握，就能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矿工们讨回公道，讨回正义。然而，他错了。面对权利与金钱的凝结，面对一张张绝望的面孔，他深感一枝笔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弱。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没出办公室。妻子以为他险遭不测失踪了，急得去报警。

似乎感觉到话题过于沉重，张亚明话锋一转，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幽默来：“谁想寻找当代的堂吉可德吗？就看张亚明吧！”

然而，从他的幽默里我分明品味出一种苦涩与无奈。

“黑色的底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安徽的西伯利亚”萧县出生的张亚明，几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所有苦难。他自幼在农村长大，贫困与寂寞伴随着他的童年。58年的“砸锅炼铁”、虚报浮夸，60年代的“民大饥、人相食”，70年代的逃荒要饭、吃糠咽菜，在他的人生阅历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也给了他坚韧、不屈而又自信的性格。

张亚明深受两个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嗜书如命，无论是吃饭、睡前、上厕所，都是一卷在手，是个出了名的“书虫”，八、九岁他就连认带猜啃起了《三国》、《水浒》、《红楼梦》、《青春之歌》、《三侠五义》、《封神演义》……上学时作文屡屡获奖，常常作为范文全班朗诵、张贴到学校壁报上。他记忆尤深的是那篇自选体作文《“林海雪原”读后》。那天他刚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让他复述文中与《林海雪原》相关的故事情节，又原原本本地背诵自己的作文。原来是这篇洋洋洒洒6页的作文，无论语言、结构还是篇幅，老师们都不相信出自三年级学生之手。结果在老师们的交口称赞声中，张亚明捧回几本奖励的小人书，就此做起了文学梦。

然而，小学还未毕业，一场“文革”浩劫不仅打破了他童年的梦幻，也给他带来了梦魇般无法摆脱的黑色记忆。

幼小的张亚明理解不了这场“革命”的高深含意，只知道“黑五类子弟”的待遇，把他和上中学的二哥和小学的弟弟都打入了另册，只好辍学在家，从此品尝了人间苦果的酸涩。世人的白眼，世态的炎凉，红卫兵的抄家，不公正的待遇，都强烈刺激着张亚明幼小的心灵。

回忆起那段岁月，张亚明这样认为，“革命”不需要他们，其实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的“革命”，这样倒给弟兄三个创造了一个相对充裕的学习机会。当人们“锄头作刀枪，田头摆战场”狂热“革命”的时候，他们常常偷偷地溜到一边去看书；当红卫兵兴高采烈地将大批书籍付之一炬的时候，抄家时偷藏红薯窖的两箱图书却成了他们饱餐的精神食粮。

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 虽说发霉的芋干、苦涩的野菜挡不住饥肠辘辘，打满补丁的粗布衣、露出脚趾的老布鞋挡不住寒风簌簌，他们弟兄三个一直扎在知识的海洋泅渡。家里的两箱藏书产生了“书书相生”效应，他们冒着风险跑遍了方圆几十里路，与那些“书友”交换阅读；通过多种渠道借来了一批“禁书”，为了减少麻烦，又换上了有“革命意义”的红色封面；买不起也买不到火柴，他和二哥满地里寻寻觅觅，捡拾能够擦出火星的“火石”燃火做饭，边拉风箱边看书，锅底火熄了还在“忘我”地拉风箱。点不起油灯，小小的张亚明就跑到村头的供销店，每天凑在嘈杂的打扑克人群后面，就着一丝微弱的罩子灯光，读着那些大部头的书：《第二次握手》、《红与黑》、《复活》、《我的大学》……

逆境磨炼强者，知识给人力量。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没有影响张亚明对知识的猎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他像海绵般贪婪地吸吮着丰富营养，像法条般不断地拧紧着知识环链。交换的书很杂，换来什么看什么，好多精彩的片断、格言，他不厌其烦地抄了一本又一本。书本开阔了他的视野，也陶冶了他的精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使他学会了怎样在逆境中生活、做人；《中国通史》、《中国史纲要》使他知道如何识别真伪、剖析社会；屈原、鲁迅的著作激励他要不懈追求，抗争奋斗。

许多年后，当张亚明的文章印成铅字，付诸报端，又结集成册，成为读者喜爱的读物时，那些家乡的老人们，总是感慨万千地说：“难怪亚明会有出息！那孩子，从小就爱读书。那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疯玩，他就天天晚上挤在人缝里，捧着书随着人影的晃动，摇来晃去地读书，那拉呱声打牌声怎么也不能让他分神。要说，那么多年也真不容易呢。”

“那也是家传啊。那时候他父亲在砖窑场接受改造，母亲在家种着几亩责任田，成天债主围门，还是硬挺着让几个孩子读书，不然哪能弟兄四个都成了大学生？记住，孩子们，读书才能明理成大器啊……。”做过张亚明代课教师的本家叔叔张培峰，至今经常捧着侄儿送给他一本本书，对村里的大人孩子这样说。

谈及父母对弟兄四个的培养教育，张亚明从他心灵深处打捞出一幅沉淀已久的“黑色底片”。

那是荒唐年代不堪回首的一幕。皖北的八月，炽热如烤。12岁的张亚明听乡亲们传说，在新庄寨中心小学当校长的父亲受不了县里“走资派”学习班批斗，跳进茅坑自杀了；后来又听说父亲因为一生正直清白，“解放”回到了原单位。父子情深，母子深情。他不想让母亲牵挂，便谎说赶集带着母亲给他的3角钱向30多里外的新庄寨奔去。还没到学校，他却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父亲：头上高高的纸糊帽子，胸前挂着“打倒黑帮”的牌子，脸上汗水流进脖子。“爸爸！”他两眼冒火挤进人群，不顾“红卫兵”的推搡拼命扑向父亲。“孩子，快回去！别告诉你娘，爸爸没事。”也许是怕吓着儿子，父亲那和着汗水和泪水的脸上是无助的恳求，他恳求儿子离开；趁着混乱，又将一张小小的纸团塞进儿子手中。无力回天的亚明不忍心再看父亲悲苦流泪的脸，挤出人群，展开手掌，那是父亲捏湿的五角钱！父亲一定知道儿子一晌都没有吃饭。捏着薄薄的一张纸币，张亚明走在无人的旷野里放声大哭，出名的孝子怕善良贤淑的母亲看到他脸上的泪痕啊。烈日下，一个小小的倔犟的身影，直奔黄口镇新华书店，虽然他饥肠辘辘，但他耳边一直轰响的是平时父亲“好好读书”的声音！高高的柜台边，他反反复复地不知翻了多少本遍，终于选定了一本《吕梁英雄传》，定价8角，父亲给的5角，加上母亲给的3角，正好。

营业员递过来的书，张亚明小心翼翼地捧着，贪婪地闻着那墨香，他有些不敢打开——这本得之不易、又刻骨铭心的《吕梁英雄传》，饱蘸着父子两代人的泪水、汗水和屈辱啊！

 这一天，跑了70华里的小亚明饿着肚子回到家，沉重的心理负荷，他不想吃饭，不想说话，躺在地铺上辗转反侧。他知道，风雨相伴的父母感情笃深，这一“黑色的底片”，只有一直沉淀在心灵深处。

说到这里，张亚明发出了一声沉重地叹息。他的眼角，闪现出晶莹的泪花……

那本8角钱的《吕梁英雄传》，伴着他走过了长长的人生路。他有过困惑，有过彷徨，却从没有过动摇。即使再困难的日子，也没有让他放弃前行的步伐，不管是农闲、工余，雨天、夜间，别人赶集、打牌消磨时间，他在一边学习一边写作，萤火虫般的自制煤油灯烧焦了他的头发，熏黑了他的额头。睡在野地庵棚看庄稼，趴在家里秫秸地铺上，他都不停地鼓捣着他的歪诗和故事……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正直坦荡、儒家风范的言传身教，母亲善良贤淑、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对于张亚明弟兄三个挑战逆境、同跳“龙门”，产生了多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66年初中毕业的二哥十年后读了一年高中，高考时以高分“中榜”；而张亚明在大队学校零零碎碎读了一年多初中，上了两年高中，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割麦、插稻、拾棉花……假如没有辛勤和汗水、毅力和智慧的铺垫，弟兄三个考上大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冬日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地刮过皖北平原最北端的萧县。1974年在酒店中学高中毕业的张亚明，凭着几个“豆腐块”的发表侥幸进入公社宣传报道组，每个月30元的待遇令他兴奋。“红芋饭，红芋馍，离开红芋不能活”，劳动日值两三角，吃着救济回销粮，是家乡贫穷的真实写照。在最好的年景，张亚明所在生产队的社员辛辛苦苦一年，每人仅仅分了10斤的小麦，如今这30元让他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馍，岂不是天堂的生活吗？ 

人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就往往容易产生幻想。不再为生活的温饱发愁的张亚明在公社报道组拼命写啊写，“那个时候很天真，总想用知识去敲开命运之门、怎么能混双‘皮鞋’穿穿”。

幻想往往产生动力。从此，他常常借着送稿的机会，跑到三十公里外的县城拜师，县委秘书张铎、县广播站编辑李明升，儿童作家徐金星，县文工团编剧汪永言，《白衣红心李月华》的作者郝胜利……从此，他的写作就好像抽烟有了瘾那样，“学大寨、赶郭庄”的典型赵圈大队、“广阔天地练红心”的上山下乡知青、“天当被子地当床”的战天斗地群英、“身残志坚图贡献”的复退转业军人等等，都成了他的写作素材，他虔诚地写出了许多带有时代印痕的诗歌、通讯、特写和曲艺短剧……

数不清的黄河故道，像祖母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地刻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这年隆冬，县里组织了黄河故道水利工程大会战，张亚明作为宣传组成员，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白天，他以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往来穿梭在朔风呼啸的漫长河套，激情流淌在“战天斗地”的挖河人流，贪婪扑捉着闪光的人物、闪光的思想、闪光的事迹；夜晚，他蜷缩在冰窖般的茅屋里笔走龙蛇，认真地趴在钢板上刻写着《黄河战报》……争相传阅的油印小报，给张亚明痴情的“文学梦”带来了成就感；黄河故道的砺炼，张亚明的文字功底也有了明显提高。

遗憾的是，在这期间，尽管县里也曾抽他给领导写写讲话，县广播站的个别负责人也颇为欣赏他的才华，张铎、李明升等热心人也曾为他弄个“大集体”身份极力推荐，但 “血统论”阴影笼罩下的张亚明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那充满着“黑色幽默”的年代，参军、招工要“根红苗正”，小学毕业生可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张亚明依然要老老实实地呆在家乡那块贫瘠的土地上。

“炼狱”的“苦僧”

与张亚明相处，你会有一种被他拉着向前跑的感觉。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不停地追赶时光贻误的青春。

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构成了张亚明大学之前这一漫长的苦恼、郁闷与追求过程。今天看来，这似乎是张亚明人生的一片空白，既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发表的作品，也没有让他端上“铁饭碗”。

但这一阶段对于张亚明来说，似乎又比什么都重要。家乡那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让张亚明产生了用知识改变命运“换双皮鞋穿”的驱动力，丰富多彩的生活阅历，又为他未来的写作提供了素材的积淀，尽管少成铅字让他心焦，也尽管多次想歇手不干，但鲁迅的那种“韧”劲一直激励着他与命运抗争，直到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鲁迅那一首“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的语录还挂在他那三条腿的桌子上方…… 

命运的乌云不会永远罩在刻苦奋进的人头上。“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时代结束了，生活中颠簸的弟兄三个在恢复高考那一年全部“中榜”，张亚明终于走进了他人生的春天。从上大学开始，新闻和报告文学写作就成了他的主攻方向，先后写出了论文《报告文学与通讯的区别》、《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区别》，其间又担任了学院广播站编辑，他经常去创刊不久的《淮北报》送稿，时任编辑部主任穆世伟以及编辑吕松都鼓励他，“你还是学生，但你的文字功底已经非常扎实，希望你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这不仅给了张亚明很大的写作动力，也为他未来的新闻、文学之旅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年大学结束，紧接着是在淮北煤田的四年“炼狱”，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些“四块石头夹块肉”的矿工们，在没有光明的地下，用血汗的泼洒和生命的燃烧，为祖国奉献着光明和热能，这时正值我国报告文学的兴盛时期，这就更激起了他就用文学手段反映矿山生活的愿望。

淮北农村的贫苦生活阅历，矿山“黑色血液”的浸润，使张亚明深深了解社会底层的喜怒哀乐，清楚社会情绪的激动神经，从大学到煤矿的8年间，他在市、省、及国家级媒体发表了大量新闻、通讯、特写等作品，为“圆”其记者“梦”铺平了道路。

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了命运。1986年，张亚明从煤矿“企管办”被“借调”到淮北市“精神文明办公室”（那时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指挥部）。已为《淮北报》副总编的穆世伟偶知张亚明“天天写领导的讲话稿感到枯燥乏味”，便向重才惜才的淮北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王伯杰推荐，两位“伯乐”构成了张亚明人生命运的再一次改变。

从张亚明当上记者的那一天起，为党歌哭，为民击节就成为他的坚定信念，“向生活的每一天挑战”成了他的座右铭，采访、写作成为生活的唯一。

新闻采写上力求生活的真实和形式的多变，力图有点文采，报告文学写作则追求新闻性和强烈的时代感，让张亚明刚刚步入新闻领域就爆出了“冷门”，当年执笔的配乐报告文学《孤山情》和电视专题片《煤城新姿》在全国广播电台文艺节目交流和省电视节目评选中分别获奖。这次获奖，变成了他在新闻与文学相兼的两个领域拓展的新动力。

1990年，张亚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旋转的人生坐标》，在后记《心迹的自白》中他曾写到： 

“切莫埋怨历史延误了自己的青春吧——虽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困惑和失望，也感到在人生的路上走的那样吃力、那样累；虽然明知自己不会有‘才气’‘灵气’下的阳春白雪，也时常叹息自己的脑瓜那样笨、笔那样拙，但我渴望，在这催人发奋的时代能够超越自我……”

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是张亚明给自己设定的人生标杆。

时间之于商人是金钱，而之于张亚明几乎就是生命。 “用脚采访”，“七分采访，三分写作”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理念。“好的采访是好文章的一大半。”他说，“无论是人物特写还是报告文学，都是‘人学’。写人，不了解这个人的意识流动，不能感知他的内心世界，就算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也都是游离的，没有生命力。你只要花费时间，真正的置身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就能体会他的一生。” 

张亚明常常会为时间的不够用而苦恼。多年来他从没有享受过休假。冬天写作，过去买不起空调，只能是用一条棉被把全身裹住；夏天，汗流浃背，把双脚放到一个水桶里面降温，晚饭多是八九点才吃。直到现在，当写作的灵感像潮水一样涌来时，为了不使思路中断，张亚明仍然是在一个个沉寂的深夜，将一杯杯苦如汤药的咖啡皱着眉头喝下。咖啡犹如强心的针剂，支撑着他每一个写稿到天明的通宵。 

就在这次跟随张亚明采访的过程中，也让我真正见识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敬业精神，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名，他都询问又询问，核实又核实，唯恐有丁点的差错。“著文事大，白纸黑字，可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对新闻和报告文学的挚爱，使张亚明这个“两栖动物”像苦行僧一样，在艰难地长期不懈地跋涉着。他的认真，他的严谨，他的执著，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他不能容忍文章中的一丝瑕疵，不要说一词一句，即使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力求准确无误。为了一篇文章的开头，寻找一个准确地“切口”，他会烦躁不安地苦想两天两夜；为了一个过渡句、一个标题的准确使用，他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推敲”十几个小时；为了赶写一篇约稿，他能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九点钟妻子硬把他拽出书房，他却呆愣愣的反问：“哦，我还没有吃饭？” 

这就是一个痴迷于文字世界的张亚明。

张亚明一旦走进书房，就走进了自己思索的象牙塔，走进了自己理想的王国里，走进了“忘我”的文字世界里，一道门将他与世俗截然隔开，也让他忘记了世界的存在。“要稿不要命的拼命三郎”，是他激情渲泻的真实写照。

张亚明早晨总是从夜晚开始，长期颠倒的晨昏，长期熬夜的苦写，超负荷的“透支”，终于造成了身体的严重“亏损”。 1999年10月，他连天加夜赶稿子，脸色蜡黄，浑身乏力，又发烧，又拉肚子，一检查，肝转氨酶指标1120，超过正常人将近30倍。这台“机器人”终于送进了“大修厂”。

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领略了张亚明的“风采”。他让医院给他配备了办公桌椅，病人放生活用具的橱柜变成了他的书橱。他一边“遥控指挥”他负责的那一摊子对外宣传工作，一边把采访对象约到病房，或者下乡去采访，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医生不得不天天根据他的时间表输液、检查。几个医生气得向院长告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简直是拿生命当儿戏……”。

13个月的医院生活结束了，140多篇新闻通讯作品在省及中央各大媒体采用了，26万字的报告文学集《歌颂与诅咒》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

这就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张亚明。

张亚明经常自嘲自己半生与仕途无缘，倒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多年来，在出版报告文学集6部的同时，他充分地利用媒体优势，写作电视专题片9部，在全国各级媒体发表新闻五千余条，10年获得全市对外宣传一等奖；多次被局、台先进工作者，市人事局优秀拔尖人才，并受到市政府嘉奖。他的《新闻作品集》被推荐为高等院校新闻传播专业辅导教材，先后20多次获省及国家级各类奖项，赢得了“获奖专业户”之美称， 

然而，这其中凝结了他多少心血汗水、多少不眠之夜？又付出了多少不同寻常的劳动、失去了多少正常人的天伦之乐？

那个喜欢猴在父亲身上调皮的小儿子，小时候常常在爸爸身上“骑大马”。每当张亚明走进书房，他就再也不敢跑到爸爸面前撒娇了。为了把宁静的环境和窄窄的空间让给家中的“那支笔”，全家人养成了走路轻抬脚慢放脚落地不出声的本领，养成了看哑哑电视，从画面和人物的口型上理解故事情节的别样功能。有时候儿子忍耐不住，常常蹑手蹑脚地将房门推开一道缝，只要看到爸爸没有奋笔疾书，或者是在抽烟沉思，就从门缝里压低了嗓子小声说：“爸爸，我可以进来亲亲你吗？”看到爸爸脸上瞬时抹上了微笑，儿子登时就会欢呼雀跃地扑上来，钻进爸爸的怀抱，抱着爸爸的脖子一阵猛亲。每次看到这一幕，妻子都不无抱怨地说：“你看看，谁家能像你这样，儿子与爸爸亲热还要得到批准！”

谁说他不爱儿子呢？自打张亚明到了中国矿业报，无时不刻不在记挂着千里之外的两个儿子。无论是在北京上班，还是到全国各地采访，时间再紧张，他都常年坚持“雷打不动”，每天至少给儿子通一次长途电话。

“怜子如何不丈夫？”通过他发给大儿子的电子邮件，我们不难窥见他那似水柔情的另一面：

“儿子，扭伤的脚好些了吗？你学习很辛苦，爸爸心疼你。一定要注意营养……今年的学习，是关键的冲刺，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不能三心二意，不能囫囵吞枣，你和弟弟将来的前途命运，都与你们现在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成正比，都取决于你们今天学习的刻苦程度，今天的付出程度…… ”

“儿子，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面临的是决定你未来前途的关键‘一搏’——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只有全副身心的投入，竭尽全力的苦拼，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你说对吗儿子？”

“儿子，爸爸在北京为你加油…… 爸爸一生的座右铭，是‘向生活的每一天挑战’！应该说，爸爸问心无愧的做到了，你能做到吗？……儿子，我们比赛好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疼子入骨的心，我何尝没有啊，关键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孩子啊！”谈到这些，张亚明一脸的愧疚之情。

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张亚明每采写一件舆论监督稿件都是明察暗访，都有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录音资料，还收集大量的原始手迹、会计账目、文件依据，实物凭证等等，他把这些都一一整理成册，完完整整地保存在书柜里备查，仅一起“产权转让案”的证据，就有七八公斤之重。虽然有的批评对象对他威吓要挟，扬言实行“凶杀”，也有人别有用心造谣说他是“钱财驱动”等等，他都一笑置之。“无私就能无畏”，张亚明说，“谎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这一摞摞的证据，最能说明问题！”

为了净化人们的生存空间，不管多么辛苦，多么危险，张亚明挺身而出，明察暗访，他有时间！

上个世纪90年代他在江苏省铜山县三次采访，都受到威胁与恫吓，犯罪嫌疑人开车尾随盯梢60公里。为甩掉“尾巴”，他只好在徐州市区智闯“红灯”，不顾交警阻拦驱车直驶铜山县公安局寻求保护。就这样，他冒着风险调查了大量事实，连天加夜赶写了《愤怒的白鲢鱼》，1998年5月22日《徐州日报》将此稿作为重头稿件整版刊发，当日的徐州日报成了“洛阳纸贵”。他又“轻重武器”一起上，通过新华社发出内参，惊动了公安部长余雷，徐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过问，9名打砸抢分子三个月后终被绳之以法。

在世风弥漫着“遇到问题绕道走，少砸香炉多磕头”的今天，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张亚明生死不惧，奋笔疾书，他有时间！

这就是大爱至深的张亚明。

燃烧的激情

一个人没有激情，就没有理想；一个时代缺少激情，就没有动力；一个民族没有激情，就没有未来。

作家陈维型在《钢与柔：张亚明报告文学的品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本文成稿时，亚明同志正在医院的病榻中，忍着病痛挥笔疾书……为伊消得人憔悴，他的病痛沉疴同他对报告文学的执着有关，同他在新闻领域内的辛劳有关。他一直在以饱蘸激情的笔触书写着时代的碑铭，以昂扬的正气高唱着人生的礼赞。”

张亚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激情、且激情四射的角色，他的身上始终散发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与激情。那么多年，他无论为人为文，不仅一直能够保持激情，还经常引爆激情，人们一接触，就往往会被他的激情所感染。他的文章饱含着激情，他的行文充溢着激情，他的语言风格也流淌着激情。他喜欢运用充满激情的排比、对偶和议论，强烈的抒发张扬自己的思想倾向和鲜明个性。 

作家刘元举曾经说过，从话语体系与叙述角度来看，报告文学作家分两类：一类是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使用的是新闻记者的话语方式；另一类是作家型报告文学作家，使用的是小说家的操作方式。我们呼唤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与理论家，呼唤能穿透时空的思想家型的报告文学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评论家、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梁长森就曾撰文写道：“每每翻阅张亚明的作品，内心涌动的还不仅仅是激动、感动，重要的是会产生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共鸣，诸如对社会、人生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他的作品跃动着激情，奔腾着热血，有一种‘大江东去’的气势，使人陡生壮志豪情；他的作品跳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轰响着时代前进的足音，有一种震撼人、引领人不断前行的力度；他的作品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沉思的哲理，有一种启迪人、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和厚度”。

张亚明的激情始终挥洒在字里行间，流淌在人物血脉。他始终以“发现的眼睛”寻找现实生活中美的元素，着力从那些背负着重任的最坚韧的民族“脊梁”身上表现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性的光辉。在他很多的作品中，诸如《寻找失落的文明》、《孤山情》、《假如，当官都像李敏华》、《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关于生与死的报告》等等，都把历史与人物置于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剖析，那一个个带着金属质感的文字，犹如一道道荷载着人的崇高境界与精神光辉的流星，划过沉静的夜空，照亮读者的双眸…… 

“你写的是人，你必须爱上你的主人公”。极为尊崇徐迟语言风格的张亚明，将老作家徐迟的这句话奉为至理名言。张亚明有很多机会采访达官名流，那些普通却不平凡的“草根”人物却在他的作品中占了很大比重。他坚信，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记者，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记者，“平凡人物更能深刻地反映真实的社会，不了解老百姓，你永远不懂中国的本质，他们是最有智慧、最有力量的人。”无论是高官精英，还是普通百姓，张亚明都像对多年的老朋友那样，耐心地促膝而谈，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力图从他们内心的意识流扬中，寻觅与他自己的理想产生共鸣的契合点。

张亚明善于从发扬和提倡光明美好的角度，提炼出生活中美的元素，即使是批评某些陈规陋习和丑恶腐败的现象，也是希冀唤醒和鼓舞世人。淮北煤田采煤塌陷区的二郎庙村，８０％的村民在危房中饱受煎熬，就因为补偿费的多与少，淮北矿务局一直与地方扯皮，张亚明一篇稿发于《安徽日报》，惊动省、市及矿务局领导，拖了五年之久的搬迁安置问题三个月解决了；烈山棉织厂书记李加民见义勇为，身手致残却遭冷遇，张亚明愤愤不平了，两天两夜没睡觉，《英雄为何流血又流泪》见报了，又亲自找到分管市长及市政法委书记去医院慰问，李加民一下子成了全国见义勇为的典型，受到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接见和重奖；还有濉溪县交管理站李从平受贿案、淮北市口子酒厂王先来非法拘禁案……张亚明都以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感进行调查采访，顶着压力秉笔喊冤，终使二人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社会需要崇高，时代需要激情”。歌颂与暴露，无疑都是干预生活的方式。

真正的有思想的记者或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批判性的。因为张亚明总能从他敏锐的目光里看到社会性弊病，而记者做人的良知，又不允许他说假话。于是，他便孤独地驾驶着一辆富有挑战意味的战车，在新闻和报告文学的阵地上纵横驰骋。他的作品力求以渗透生活的艺术涵盖力和冷峻审视的穿透力，表现出时代的思想和理性。或为真善美的张扬，或为假丑恶的鞭挞，或为向历史发出的诘问，或为向现实发出的呼唤。

“与党与民，忧患与共，歌哭与共，是记者应予牢记的职业道德”，现实生活中却是“改革难，写改革亦难，批评难，表扬亦难。”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针对１４０万人口的安徽省淮北市换届没能选出人民的市长这一新闻事件，张亚明从人治与法治、体制与现实等角度，参与采写了《淮北的热门话题》的报告文学，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客观反映了人心的向背，群众的情绪，但他却遭到某些人的攻击和匿名电话的恫吓；有些反映改革和改革者的作品，如《站着走路的猴子》、《跨省承包者的悲剧》等发表后，也遭到被揭露者的强烈反对，直至对簿公堂；更有甚者，在《五沟大贿选》采写时，尽管有市、县检察院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尽管采访了大量的知情人及贿选背景，也尽管很多客观真实的内幕并没公之于世，但仍是刺激了该县个别主要领导人的敏感神经，认为此稿没经他签字就发表，“严重干扰了他那里的大好形势，”并直接通报张亚明，“如再来我县采访，正面宣传我们欢迎，批评报道概不接待……”

有作家说：报告文学作家都有某种情结，这就是社会责任感，只有在艰难的报告中，才更有激情。

在震撼了无数读者心灵的《五沟大贿选》、《苍天无泪》、《悲壮的选择》、《311国道劫案备忘录》里，他就曾“在艰难的报告中”“记录”了那些“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这个多少有些浮躁难平的时代不缺少文采横溢的作家，但缺少真诚正直敢讲真话的作家，以笔做刀的作家，其创作的道路、人生的道路都必定是艰难的。面对一个个金钱与强权凝结的强大对手，他经常踏上的不仅是为百姓、也是为自己维权的坎坷之路。

在采写《苍天无泪》过程中，张亚明再一次选择了悲壮。“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遇，张亚明“曾一度由希望到绝望”；直面省委联合调查组，他也曾经发出了“记者为人民说话，谁为记者说句公道话?记者为普通百姓维权，谁又来为记者维权?”的“天问”。但面对百十条铮铮铁骨的矿工兄弟，用那最古老的跪拜方式向他请求，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空间受到“污染”，请求记者为他们维权……张亚明的姿态仍是“别无选择”，记者、作家的良知让他血管胀痛，嫉恶如仇的秉性让他挺身而出。

张亚明的激情从哪里来?

我们从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与亚明同志共勉之”的手书条幅中不难找到答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从一篇《以人民的名义》披露湖南娄底市“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案”享誉全国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那里不难找出答案。卢跃刚仔细翻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和证据，当即给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张大水写了一纸便笺：“大水，在转型期的中国，亚明同志介入的这场‘产权转让’官司，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思考，值得发掘……”。

从冒着风险写出震撼力作《中国农民调查》的作家陈桂隶那里不难找出答案。陈桂隶鼓励张亚明：“这起案件的视角还可以放大来写。这种“大呼窿”一拥而上的私有化改制，不仅给中国社会、给底层工人群众带来了创痛，也造成了国家政治、经济、法制、社会等生态体系的严重失衡……”。 

中国的作家队伍是一个有良知、讲正气的队伍。名师大家的激励，正义真情的驱动，感到自己并非孤军作战的张亚明腾身而起，又一次进行了“匡扶正义、排击邪恶的奋勇一搏”，他用炽热如火的激情，推出了8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篇《苍天无泪》。

正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从网上披览了张亚明的作品，夜不能寐，用《率真的猛士  翔实的华章》一文为张亚明发出了礼赞：

“这是抓住了我们时代的重大的本质问题、以报告文学家‘干预生活’的勇气和责任感、高屋建瓴地反映改革中的时弊、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诉求的力作。就我个人视野所及而言，像这样贴近时政，无所讳饰，敢于直言，振聋发聩的作品，已经是多年来久违了。读着它，我如听惊蛰之雷，似闻空谷足音，兴奋、激动、忧戚、亲切，悲欣交集，不能自已。”

“在这个世道人心日益趋向鄙俗化，物质之光眩目移神，理想情操被目为迂腐的世界里，张亚明这种勇敢地投身到复杂的现实斗争的激流中去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实在太难得了，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一个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在其一生中，能有这样匡扶正义、排击邪恶的奋勇一搏，那真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在这样的搏击中，他的人格的光辉和艺术生命的光辉交相辉映，闪耀出了绚丽的、高华的光彩。”

一个充满激情、肩负责任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写作的人，其人性人生都是多彩的。

张亚明每采写一篇报告文学，都要背回几斤甚至十几斤重的材料，行文用字却像吝啬的“葛朗台”。简洁精辟的语言揉进奔涌的激情，在释放最大信息量的同时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是张亚明报告文学创作所致力追求的。读其作品，如行云流水，毫无拖沓冗长之感，它能使你很快进入阅读的兴趣中。

“如果读者在三分钟之内，没有调动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这篇文学作品就是失败的。”张亚明经常说，“好作品是改出来的。只有让作者的激情与读者产生共鸣，读者才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谈起文学，谈起创作，谈起人生，张亚明随意而发的言论，时常冒出精辟的思想火花。

在生活中，他又常常像个天真的顽童，在对美好的幻想、憧憬、梦想中，释放着原汁原味的人性的潜质。

进入创作程序，他又像一个“炼狱”的“苦僧”，衣带渐宽人消瘦，自甘寂寞终无悔。

张亚明就这样一直不敢懈怠地朝前跑着，跌倒了，爬起来再跑，磨难的酸辛，苦恼的困扰，都在激情燃烧的烈焰中化为灰烬，成功的喜悦，生活的微笑，都在激流汹涌的时代中变成了“零”的起跑……

艰难的超越

有了激情就有了超越的渴望。不停地设定新的目标，不断地自我加压，不断地超越自我，是张亚明走进地矿报告文学领域的最好诠释。

中国作协荣誉副主席、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在为张亚明的新作作序时欣喜地指出，“如今张亚明把报告文学创作的笔触伸向蕴藏着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中国矿业领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说起这次“转型”，张亚明对那些引领他前行的文学大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崇仰之情：“我能抛开家乡舒适的工作环境，来北京从头做起，是缘于我崇敬的那些大师们的鼓励。那么多年我前进的每一步，哪怕是微小的一点成绩，都是与文学大家的引领扶持分不开的。”

那是1990年，张亚明“怯怯惶惶”捧着自己的书稿，想请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梁长森点评写个序。半个月之后，梁长森坦诚地告诉张亚明，“看了你的作品，感觉你的作品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人来写，我给你引见一个人吧”。

时隔不久，在张亚明的这部报告文学处女作里序言里，人们看到著名作家、安徽文联主席鲁彦周热情洋溢的评论：新闻与文学相融合的独特视角，使张亚明的作品“着眼立足于‘报告’，精雕细刻在‘文学’，忠实地记录了变革年代的火热的生活，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五光十色的旋转的美。”

热情的鼓励给张亚明注入了动力。1995年，他又推出了第二本报告文学集《人生的雕塑》。70多岁的著名老作家陈登科“看了张亚明的作品，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他在序言里写道：“无论是从思想内涵上，还是创作手法上，无论是从人物刻画上，还是谋篇布局上，都超过我当年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铁骨头》”。张亚明塑造的人物，都“在自我的超越中，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显示了世上最伟大的力量——人的精神力量”。

丰厚的生活底蕴，记者的便利条件，张亚明进入了厚积薄发的创作亢奋期，他以不辍劳作的勤奋与坚韧，在报告文学的道路上不停地走着，写着，不少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改革者形象仍在不断地塑造出来。

然而，越走，他越感到艰难；越写，他越感到迷惘。他的创作陷入了“重新寻找方向的郁闷期”……

2000年，张亚明的第四部作品《歌颂与诅咒》即将出版，慕名将书稿寄给了中国作协素昧生平的几位文学大师。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张锲不仅热情地挥毫泼墨为张亚明题词鼓励，还特别指出，“亚明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方面的素养，已经为出报告文学力作打下了基础”，殷切期待张亚明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放眼中华，为社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最具权威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则在第一次电话里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张亚明：“你的作品我看了，感觉不错，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序。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你必须打破视野的局限，走出淮北那个偏僻的小城，不然你的创作就搁浅了。”

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参加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当天晚上，子夜时分给张亚明通了40分钟的长途电话，对他写给张亚明的书评修改了20多个别字和标点之后，接下来对张亚明一再鼓励 ：“跳出狭窄的地域限制，准备将来走进文学创作高级宽广的门道。”

在《歌颂与诅咒》的序言里，李炳银有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张亚明是个能够把持住自己而态度严肃的报告文家作家。”“张亚明对报告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是比较到位的。张亚明的作品，之所以在淮北、在安徽产生不小的影响、而在全国却反响不大的原因，就在于他还没有找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题材对象，或者说在有些具有全国性意义（如改革生活中的事件及人物）的题材报告中却欠缺典型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张亚明报告文学创作十分重要。是徘徊，是超越，问题都在于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尖锐中肯的评价，爱才惜才的胸怀，显示于字里行间。

报告文学是个特殊的文体，它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由题材决定。张亚明在“狭窄的地域”沉淀的太久了，必须敞开自己的视野和思绪。

他以理性的目光痛苦地审视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小农意识”的“致命缺陷”。作为一个凡夫俗子，他过于爱恋这块生他养他的淮北大地了，过去省内外多少次几成定局的“跳槽”机会都在这种“恋故情结”中错过了。

张亚明坦率地说，假如没有文学大师们的猛力推动，他或许不能完成这一次否定自我的浴火蜕变。就这样他仍是犹豫了几年，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在超越自我中寻找美的真谛，他要在理念的提升中冲破传统桎梏，他要在拥抱生活中寻找新的风景线……

张亚明终于艰难的跨过了人生的一个坎，他选择了“超越”。缘于二十多年淮北煤田的浸润，他选择了中国矿业报这个平台，“这里有一批以王家华为核心的地矿文学高手，在这里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起跑线”。

张亚明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卑微与崇高交织、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地矿人之后，他的灵魂也在浴火涅槃中净化新生，创作冲动与激情也愈发深沉和凝重——“过去我曾经说过，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现在我要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中国的地质人，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张亚明说，“他们多是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既有城市的边缘文化和生活习惯，也有农民的心态和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大都是相似的——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劳作的艰苦……” 

张亚明经受过矿山生活洗礼，采访过84名矿工瞬间消亡的淮北“芦岭矿难”，因而对著名作家刘庆邦的观点深表赞同：“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比之于农民，煤矿井下没有风霜雨雪，没有呼雷闪电，没有洪涝，也没有地震，可井下的瓦斯爆炸就是雷电，透水就是洪涝，冒顶就是地震，落大顶卷起的飓风就是横扫一切的台风……” 

“在读他每篇地矿报告文学后面，都能看到张亚明那颗滚烫的心和赤裸的灵魂，‘用心为文’就是他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中国矿业报的副总编赵腊平如此评说。

张亚明选择了地矿报告文学，地矿报告文学也拥抱了张亚明。他“感受着北国雪域高原的博大，西南群山横亘的苍莽，西北大漠长风的悲凉，东部大海扬波的雄浑，也感受着在这博大、苍莽、悲凉、雄浑的自然环境下地矿人精神的伟岸、事业的辉煌”。他“用拼搏奉献的精神，撰写拼搏奉献的人”，激情、豪情、友情和崇仰之情汇聚笔端，在“尚真色”的基础上“寄真情”，在“路漫漫”的求索中“写崇高”。短短时间，他就以二十多万字地矿题材的报告文学系列，引起了文学同行的密切关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张亚明用泉涌般的笔，在奋力挖掘着地矿人丰富的精神宝藏。他把特别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部，他说：每次走在西部的土地上，心中都感觉到一种沉重。感受西部，解读西部，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的神圣责任。西部落后，落后在观念；只有将物产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才会发展，才能崛起！

他对地矿知识的精通，俨然就是一个内行。写事件为主的作品，他着力于事件思想意义的探求。《挑战与抉择》堪称他进入地矿报告文学的一个亮点。这篇受到国家高层领导高度评价的思辨体作品，被多家媒体争相转载。作品以深沉凝重的笔触，溢荡灵变的构思，多层次、多视角的反映了在我国矿产资源危机的警报拉响之后，共和国决策层运筹帷幄，危机矿山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的全过程，大开大合的表现，波澜壮阔的场面，纵横捭阖映射出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

写人为主的作品，他则着力于人物“思想”的挖掘。他观察细微，对人的心理掌握准确到位，不为写人而写人，也不是写成先进事迹的堆砌，而总是将人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描写，每一个人都能写出“这一个”的特性，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

“你了解我们煤田地质人吗？你知道我们的职工多么能吃苦、多么能战斗吗？你到基层跑跑吧，握着他们的手，就像木锉锯齿那样刮你掌心；雪域高原，睡觉搂着绵羊取暖；手摸钻杆就粘掉一层皮；苦累脏险看干部，关键时刻看党员。像‘铁人’王进喜那样冬天跳进泥浆池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你说，我们的职工是不是最辛苦、最可爱？”

像这样折射出作者心灵的文字，在张亚明的作品里比比皆是。一个作家要真诚写作，就难免要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从自己的生命感悟出发，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出发。

“细节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由一个个细节的描写而成功的。”“作品没有思想性，就是无病呻吟”。

或许这就是张亚明矢志追求的境界。

《历史与现实的交响》、《皖军“大提速”》以面的铺叙展开；《一路高歌向天涯》则以点的透视开掘；《“博士局长”与他的和谐彩笔》、《黑马----从雪域高原冲出》更是以生活、细节、语言、对话勾画出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喷涌的激情倾注到他关注的那些挚爱的人物中，李文学、严洪泉、郭文奇、赵文生、张祥斌、陈少华、胡子勤……这些人物便在那些平淡无奇的小故事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从矿山走来的张亚明是把开掘巷道的办法“拿来我用”，奋力挖掘着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的大美。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里，他以激情触摸着历史：“我又似乎看到西边不远处那古老的隋唐大运河正跃动着生命的光波迎面扑来，南方依稀可辨的文昌宫里，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们又在运筹新时期的淮海大战……

“尽管古为帝王的隋炀帝与当代邓小平等伟人的历史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是古老文明还是现代文明，这里面难道不都蕴涵着喜怒哀乐的人性光辉？而这种巧合又是否寓意着，人们正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着现实，又以现实的脚步创造着历史？”

在张亚明的许多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有着极其敏锐的视觉穿透力，往往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他会直逼历史深处的痕迹。《多棱的赵文生现象》里，他又这样写道：“置身于古为西夏帝国的土地，穿行于现代气息的楼群，使人仿佛步入历史与现实的幽深隧道，沉甸甸的心伴随着气笛云霞在博动，在奔突……”

读这样的文章只觉有一种站在山巅之上舒目远望的大气。

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实际上就是借助他人的喉咙，张扬自己的情感和个性，借助他人的血肉铸就自己的灵魂。张亚明为那些新时期先行者塑造的丰碑，岂不是他追求人生大写的真实写照！

张亚明说：“虽然我不是才华横溢的家伙，但我相信勤能补拙这个理。我会在报告文学这条路上坚持不懈的长跑，没有人能改变我，也没有谁能让我放下手中的笔！”

执著与“韧性”，追求与超越，这是张亚明的秉性。

看到报社的年轻同事都是电脑写作，不甘落伍的张亚明也学着点起了鼠标，几十万字的稿件，他硬是用两根食指一字一字地敲进了键盘里。在银川采访的日子里，那位俏皮又年轻的办事员，每每看到张亚明在电脑前工作，总要戏称：“‘二指禅’功夫不错啊！”

“嘿，可别小看这‘二指禅’，我这几十万字可都是这二根指头‘捣’上去的，它们的功劳可大着呢。”那语气有自豪也有自嘲。

其实他很累。每一篇文章成稿之后，他都有一种全身被掏空的感觉，精神也似乎崩溃了。在写作神华集团《挺起中国煤炭工业的脊梁》一文时，他一个星期靠着咖啡苦熬支撑，《刘建民，一座沉默的大山》写好了，他又创下和衣而卧两天两夜的纪录。他的超常付出，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去年五月份，他接到“全国危机矿山找矿”这一重大题材的采写任务，马不停蹄收集素材，连天加夜采访写作，痛风病突然向他猛烈袭来，手指脚趾红肿，关节疼痛难耐，右腿肿的一按一个深深的“坑”，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治疗”，可他硬是忍着病痛的折磨，在“玩命”中捧出了洋洋洒洒4万多字的《挑战与抉择》、《重扼下的牧歌》这两篇“全国危机矿山找矿大扫描”的报告文学力作。

挑战极限，走向涅槃，一个报告文学“殉道者形象”跃然而出。

无怪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报告文学对于张亚明带有事业和生命的意义。”

尾    声

“在这个喧嚣骚动的时代里，能固守住点什么，真的很艰难。固守，意味着精神的内敛和独立。目睹一些大红大紫人物的浮浮沉沉，一些狂妄自大人物的悲悲戚戚，我觉得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水月镜花。”

这是张亚明人生的真情独白。从国画之乡走来的张亚明，似乎始终凭着一种精神在生活着，像一位与城池共存亡的勇士，固守着报告文学这块阵地。他为报告文学崇高的职责坚持着，为生命的不甘寂寞坚持着，他以一枝笔填写着绚丽多彩的人生空间，坚守着报告文学的精神家园。

父母跟前的张亚明敬老顺孝，慈重如山；

妻子身边的张亚明透支生命，不善家务；

儿子心灵的张亚明慈父柔情，可亲可仰；

朋友面前的张亚明热情洒脱，古道热肠；

弱者心中的张亚明仗义执言，侠肝义胆；

“权贵”眼中的张亚明不合时宜，洪水猛兽；

书房里面的张亚明宠辱不惊，笔走龙蛇……

有谁，能像他那样将人的性情表现得这样真实？

有谁，能像他那般将沉重的十字架轻负在自身？

那些掌管他人命运又自以为是的“公仆”们，往往希望踏着虚幻的政绩、动听的歌声寻觅“进步”的台阶，当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记者或作家不肯昧着良心为他们唱赞歌时，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一个不受某些“公仆”欢迎的人，一定会有他鲜为人知的痛苦。

一个为了写作，而将咖啡当药喝的人，他的心也一定是苦的。

“当我不得不写那些‘遵命文学’、人情文章时，当那些芝麻大的优点和成绩被放大镜投射到文字中，又被人们津津乐道时，我的脸就会一阵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