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我看讲座文化”，有好友劝我换个角度，再谈一下。不过在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一个小故事。台湾文化名人李敖有一次做访谈节目的时候，有年轻人表示根本没有看过他的书，主持人抓住机会问道：“李大师，现在许多人只看过你的电视节目而没有看过你的书，你怎么看？”李敖哈哈一笑：“所以我要多上电视！”（大意如此，原话我找不到了。）
所以我以为，电视讲座的繁荣是一件好事，古典文化开始和娱乐明星抢夺地盘，对大众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也不无裨益。学者们不是光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屁股总算离开了板凳，走下来去向大众宣传自己的见解了。而电视讲座，无疑是一种方便、有用的方式。事实上，电视讲座的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受冷遇的，包括现在领军的《百家讲坛》，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处境尴尬。直到推出了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后，才可以说真正步入了他的辉煌时期。之后于丹、易中天等人的成功，正式将电视讲座推向了顶峰。在《百家讲坛》高收视率的影响下，各大电视台闻风而动、争相效仿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国人不是向来喜欢借别人的热锅炒自己的冷饭吗？
有人认为，电视讲座的内容过于浅显，对古典名著的通俗解释并没有使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真正提高，也没有让人们对古典名著兴趣大增而去研读原著，反而使人们有“捷径”可走，失去了对文化的敬畏之情。
确实，我承认电视讲座并没有让多少人去研读原著，但是，没有电视讲座的话这些人更不会去研读原著。而提供一条“捷径”，让人们可以了解、熟悉这些原著的内容，形成喜好国学的氛围，不是也很好吗？就像要真正理解和欣赏莎士比亚，当然应该阅读他的英文原著，但这不代表不懂英文的人就不可以去欣赏梁实秋、朱生豪的译文了，也不意味着读了梁、朱的译文之后就应当鼓起勇气学好英文去读原著，更不意味着梁、朱的翻译对普及莎士比亚毫无实质的作用，是吗？同样，在现代社会让人们去听几堂讲座之后就鼓起勇气去学文言文读原著，也是不现实的，文言文难学且除读古文外再没什么用处，不能据此就认为电视讲座对普及古典文化没有真正的作用。
至于敬畏之情，我想说文化不是用来敬畏的，敬则尚可，何必畏之？只要不是刻意的亵渎，保持一颗尊敬的心来对待就可以了。古人对文化倒是彻底敬畏：只要是写过字的纸，就不能随便扔掉，而是要拿到文昌帝君的面前焚烧。但是这样的敬畏又带来了什么呢？“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后人们抱着这样的心态，越是浸淫于古典文化，越是只能感叹高山仰止，并没有真正推动思想文化的发展。历代文化的发展，无不是对前人思想的不满足和怀疑之下而做出的。
当然，电视讲座的繁荣带来了一些泡沫，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于丹和易中天，尤以于丹为甚。于丹教授的古文功底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已经有许多人指出来了，在此我也不多举。而针对电视讲座的批评，我想多半也是由对于丹的批评所引起，但我以为电视讲座中比较好的还是有不少，而不能由否定于丹等一两个人的讲座而全盘否定整个电视讲座。以《百家讲坛》为例，最初使其走出困境的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立论虽然较浅但是相当有条例，评价虽有些溢美（也许是民族原因）但总体上还是相当客观，陈述历史问题的同时也能引人入胜；而纪连海的系列讲座虽然风格上比较嚣张但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阐述历史事实时候也相当的客观；后推出的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让人们了解了真实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代高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说明了电视讲座的繁荣是有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学者支撑的，不是“泡沫”二字可以概括的。听了这些讲座，不代表人们就一定要去读《清实录》、《清史稿》或者《大唐西域记》，但是人们依然可以有所得，有所感，甚至培养出对历史的喜爱和尊敬。
不过，电视讲座在繁荣中也透露出一个不小的遗憾。《百家讲坛》推出了这么多教授，这么多系列讲座，为何唯独这位古文比较差劲、见识比较浅陋，长的也比较难看（个人观点，可以删掉）的于丹女士能够风靡一时，最受欢迎？我们都敢骂于丹，有几个敢骂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