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绵竹，一个闷热的午后，19岁的王君博在帐篷医院里一边工作一边擦着汗。“这对我们是一次机会，表明自己不只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也不是毫无用处。”为了支援灾区，他抽出时间到临时帐篷里工作。
太多像荆利杰和王君博一样的年轻人，或在四川地震灾区冲锋陷阵，或在后方尽自己所能支援着前线。他们的表现，不仅颠覆了传统形象，也让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真正的成长，不是留着胡须和染成白发就可以草草了事，它包含了太多难以承受又必须承受的疼痛。到了一定阶段，后一代人必将向前。若要顺利完成这种过渡，我们就要从心灵上彻底脱掉脆弱的壳，用坚强的意念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接过前代手中的权杖。”
汶川大地震，也是“80后”的一次嬗变。地震过后，“80后”在灾难中巍然挺立。
慈善
虽然乐善好施就是传统美德，但中国人对慈善的概念却相当陌生。陌生到几乎没有鼓励慈善的机制，民众也以为自己与慈善距离遥远。汶川大地震，正在改变这一切。
大难产生大爱，大爱促成了大慈善。截至6月7日12时，全国共接收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39.74亿元。很多人或许并不知慈善为何物，但却在爱心的感召下向同胞伸出了援手，并因此将平民慈善推向了高潮。在这场不分行业身份性别年龄的爱心大汇合中，慈善的真正内涵渐渐回归本色。
慈善不仅是捐款捐物，也绝非止于捐助者的施予。从5月12日至今，围绕慈善产生的轰动事件一桩接一桩。热情的捐赠背后，善款去向问题被史无前例地放大，全国人民都眼睁睁盯着几大慈善机构和灾区救灾物资的发放，对善款去向的质疑渐渐增多。海南省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不幸成为最先中招者，某车友会将其态度恶劣索要手续费的视频传到网上，最先引爆善款处置风波，有关部门不得不就“手续费问题”反复宣誓。此外，红十字会“买高价帐篷”、“虚开发票”等疑问最后虽被认为是“谣言”，但慈善机构该如何透明化、赈灾监管体系如何更有效运作，都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地震后，邮政和银行部门针对捐款捐物开辟“绿色通道”，凡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者可免汇费和邮费，这种对公民慈善的鼓励，也为慈善事业今后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了参考。
哀悼
5月19日，14时28分，北京长安街上，人流车流骤然而止。3分钟内，汽车、火车、舰船的汽笛和防空警报在全国同时鸣响，哀痛之声响彻中华大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在默哀后高呼口号，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我始终记得这样的画面，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一袭黑衣，站在汽车前盖上掩面而泣。她是在为素不相识的同胞流泪，更何尝不是为中国的多劫命运而感伤。公民个人对国家强烈的认同感，在举国皆哀的时刻达成了统一。
从5月19日至21日，国旗连续三天为平民百姓低垂。虽然哀悼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们仍需要这样一个仪式，不仅让我们释放忧伤，更可以据此感知国与民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废墟下的黎民百姓第一次享受着国家的哀悼，废墟上的中国，阳光也开始重新普照。
志愿者
宋志永是一路打的到四川的。
5月12日当晚，他从唐山市坐火车到郑州，此后通过出租车、摩托车乃至徒步的方式，赶到灾情最重的北川。随后，他与另外12名农民一起穿梭于废墟之间，并在救援最关键的时间内成功救出25名幸存者，挖出60多名遇难者遗体。这13个农民属于一个团队：宋志永爱心志愿小分队，有人说他们是“13个人感动了13亿人”。
地震之前，虽然“义工”等概念已经在中国民间萌芽，但在更多人印象中，志愿者似乎还是3月5日大学生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当人们对“雷锋叔叔三月来四月走”的反讽民谣失去兴趣的时候，志愿者团体却在震后的四川大地腾空而出。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但却在地震后踊跃奔赴灾区，救助那些素不相识的民众。他们有的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NGO)，有的只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在战斗。很多人就做着简单的工作：搬运尸体、收发救灾物资、给灾民盛水打饭……他们的努力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更完成了对自身能力的一次检验。“我们为什么有些手忙脚乱，是因为我们平时做的准备远远不够。”一家NGO的负责人曾在地震后如是反省。
中国志愿者，完成了第一次集体亮相，他们也在灾难中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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