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依然在坚持着精致化、精深化的探索，依然在探索文字和口语的各种可能性。但是，许多老读者正在逐渐地远离新诗，新一代读者群落形成的可能性则显得渺茫
诗歌朗诵依然是大学生联欢会受欢迎的节目
已有一段时间不读诗了，至少是没有自觉地、跟踪性地读过哪本刊物上的诗歌、哪本诗刊或者哪位诗人的诗了。偶尔想到这点，稍稍有点惊讶，对于一个以文学教育为职业的人来说，这样的状况未必算得上正常。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或者也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些年的新诗有一种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是不断有一些看似热闹的诗歌“事件”，好像关注诗歌的人越来越多，比如2002年出现的“下半身”诗歌，就激起过不小的关注，围绕它的争议至今还没有消退；2006年的“梨花体”诗也成为网络上的一时之盛，不少从不读诗的人一时也都对诗发表起议论；偶尔还冒出诗人裸体朗诵之类的噱头在媒体上引起关注；严肃一点的则有打工者诗歌等……另一方面，则是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围绕一些越来越精致的民间诗刊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小众化。
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从来没有真正兴盛过。诗歌成为事件，大众关注的只是作为社会事件之一的事件本身，并不会由此关注新诗建设。在网络世界和当今媒体环境中，一个事件立即就会被新的刺激眼球的事件所掩盖和替代。有些论者乐观地认为网络的兴起也给新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实是靠不住的感觉。
尽管很少读诗了，我倒是有一个固执的念头。小众化未必就是坏事，而且也不要低估了当下诗人的智力和智慧，不要低估了他们的尝试和探索。对于新诗评价来说，悲观论者也未必就能真正显示自己在评判上的优越。我觉得对于中国新诗和新诗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不然，菲薄今人进而菲薄当代新诗，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不言自明的立场，从而在一种苛刻的视角里陷入吹毛求疵的庸俗乐趣之中。
一个简单的、并不关涉理论思考、却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就是，即使在现在这种普遍认为新诗被冷落的年代，仍会有一些诗不时冒出来，让你为之一惊，并很难忘记。
曾经读过一首题为《经过民工》的诗，很短，不妨先在这里抄一遍：他们正在吃饭，蹲着，端着大碗/马路一边一排，我就要从中间经过了/手机响了，我步伐从容/我裹在超短裙里的下半身从容/我没有穿内衣的上半身也从容/表情专注得过分/明明没有人看我/大白菜、土豆、两块肥肉。
这首短诗的作者是颇受诟病的“下半身”写作团体中的一个代表性女作家尹丽川，该诗抄自尹丽川2001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再舒服一些》。撇开对不乏激进的“下半身”写作的评价不谈，单看这首诗，我个人觉得实在不能算坏。而且，这首诗的产生已经7年了，而诗所展示的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场景之一。单从这一点来看，也真是不简单啊！
当时读了这首诗，没有来由的，我脑海里马上闪现的是两首宋代流传下来、中国小朋友从小就熟读的名诗。一首是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首是梅尧臣的《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直觉在读诗的时候总是应该特别受到尊重的。我想，之所以脑海里冒出这两首诗，原因在于这三首诗都涉及到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状况。相比之下，宋代两首名诗的控诉多少显得有点肤浅，当然也可以理解，那时的诗人不可能首先认识到必要的分工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是迫切地要抒发一种朴素的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还或多或少杂有宋人以议论入诗风习的痕迹，稍显直白浅露。《经过民工》这首诗则不控诉，不抱怨，也不关心底层人民的心理感受，它只是随意地呈现这么一个在我们时代、我们的首都北京常见的生活场景之一，读者不会愤怒，反而会感到亲切。我常常在晚饭后散步时看到马路两边相似的场景，我一个大男人，不是时髦的女郎，但因为读了这首诗的缘故，走过民工们身边时，往往也变得拘谨起来。而且我发现，他们吃的更多的是两个或三个馒头。我想，经过一天劳累的民工们，看到衣着整洁的城市人，不但不会“泪满巾”，反而会为自己有机会进城打工觉得满意的吧？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的一点进步。
一首短短的小诗，却能在一瞬间就抓住我们时代的一个经典性场景，而且在不经意间展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中某些本质性层面的东西。新诗还是很有表现力的，有些时候，甚至和辉煌的古典诗歌比较起来，也显得别有风致。做文学教育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值得过分悲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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