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北京一些部队大院、部委机关常放内部电影，电影票严格控制，有的还与级别挂钩，老百姓很难拿到。当时我在北太平庄一所中学当老师，附近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电影洗印厂。新影礼堂算是离演艺圈很近的地界。有学生家长在新影工作，有老师是新影家属，毕业的学生不少在电影行业工作，于是经常能看内部电影。
常常是放学后有学生小声告诉我，“老师，今天放××电影，我爸值班。”快开演时我悄悄去，收票的家长点点头，眼睛看着别处，侧着身子“掩护”我，我从他身后溜进去了。搞一次拷贝不容易，内部电影一放就是两部。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我就看了足足6个小时，坐得腰疼。翁平田一郎1936年被征召入伍，经过武士道精神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杀人机器，参加日本海军第26空战部队“神风特攻队”。头扎红带驾驶一架载有鱼雷的飞机，直冲美国军舰，进行自杀突袭。逼真的战争画面、残酷的状态，战败的士兵在塞班岛上趴在四脚蛇乱爬的一洼雨水里喝水的样子搞得我的胃一阵阵翻滚。
带学生去工厂学工。厂休时，车间团支书小刘来电话说：“厂里明天演内部电影《刘三姐》，你过来吧。”我兴奋极了，第二天换三趟车赶到郊区。看电影的人特别多，车间王主任看见我大声喊，“秋老师，这儿有座!”小刘拉着我挤进去。灯一灭，电影开始，王主任的手就摸过来紧紧捏着我。他40多岁，我刚20出头，想喊，又怕看不成内部电影，只好忍着。刘三姐唱得高兴，我这儿一头一头地出汗。
看完电影，小刘送我，那会儿他正追我。骑车带着我快到单位门口时，被一年轻的警察抓住。怕什么来什么。警察正批评我，班里三个学生过来，老远就喊：“老师，您干嘛呢?”我脸红极了。小警察善解人意，小声说：“走吧，明天交份检查来。”我赶紧跑了。晚饭都顾不上吃，麻利地写检查。连检查带反省写了两页，第二天交到岗楼，值班警察吓一跳，“嗨，你还真写?我就说说。”嘿，没事气我!
同事刘老师家住部队大院。有天快下班时，她说：“今天我们大院演《红楼梦》，7点开演。”大家欢呼雀跃。听妈妈多次说过王文娟的“黛玉”演得好，我终于能看了。电影在操场演，不要票，只要能混进大院里就行。刘老师在门口跟哨兵说：“这些老师是来家访的。”晚上还家访，哪找这么负责的老师啊!哨兵敬佩地挥挥手，我们进去了。记得是冬天，很冷，寒风吹得银幕一会儿鼓、一会儿凹，人的身体也随着银幕不断变形，我们站着看了两个多小时，骨头都冻透了。
有些内部电影是外国片，没翻译过来。大学有门电影欣赏课，某天安排放《007在东京》。下午放，中午就有人占位子，最后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没有配音，好在我们综合大学有外语系，让他们对着口型大概翻译。估计是低年级的学生，翻译得半生不熟。幸亏这部片子以打为主，我们边猜边研究把电影看完了，真棒!有懂行的说“007”是系列电影，我当年的“理想”是什么时候能看到全部。N年后在书市，终于看到全版“007”，赶紧买一套回来，可惜到现在也没拆包装。
刚认识的男朋友说他们学校放香港电影《白发魔女》，他在门口接我。第二天到门口，一大群人堵在礼堂门口想进去，把门的认票不认人。男朋友是学生会主席，人五人六的很牛，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内部电影热潮时，什么都看。看过一个体育训练的片子，是介绍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那些纱厂的女工们下班后要接受超常训练，最后取得世界冠军。还看过某届奥运会圣火传递的全过程记录片，传递到哪个国家就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的名胜和饮食。看到埃及、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比利时……这让生长于多年封闭在文化沙漠中的我们真是大开眼界。
《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