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语文课程改革在全国的全面推开，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新的评价方式，都在让我们对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进行重新思考，而关于语文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换一种角度，换一个方向，香港的语文课程改革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路径。近日，我们特别采访了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何文胜博士，请他谈谈两地语文教育的不同和联系。

香港课改的成绩与缺憾

　　中国教师报：作为母语，语文教育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它的改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独有偶，新世纪，香港也进行了语文课程改革，您能简单梳理一下它的脉络吗？
　　何文胜：由独立设科开始，语文教学的成效一向备受争议，然而在争议的前后都会引起语文教育的改革。过去的语文教育改革零碎的修改比较多，系统进行革新的比较少。所以，世纪之交，两岸三地分别展开了系统的语文课程改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当时的香港政府针对课程及教学的问题，先后推出课程剪裁、目标为本课程、校本课程、课程统整、课程调适等措施。不过，这些只是小系统内的改善工作，仍缺乏一个主导的核心。而对教育做出全面的检讨，进行整体的改革，还是近几年的事。在语文课程方面，香港课程发展议会辖下的中学中国语文科科目委员会及中学中国语文科工作小组，从1997年开始，对上世纪九十年代颁布的中小学中国语文课程纲要进行检讨和改革的工作。2000年11月公布《学会学习·学习领域·中国语文教育》咨询稿，2000年12月草拟《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咨询稿，2001年公布了《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定稿。这份“课程指引”是继1990年公布的《中学课程纲要中国语文科中一至中五课程纲要》后，成为香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套中国语文课改文件。

　　中国教师报：您怎么看待这次改革？这份“课程指引”与内地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何文胜：我认为，这份课程指引最少有两个地方做得很好。
　　首先，它把语文的教学范畴定位于九个范畴，就是听、说、读、写、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思维、语文自学。我称它为多元化的语文教学，根据语文内涵的多元性、性质的多元性、能力的多元性等，教学范畴的多元性是有根据的。同时，它解决了多年来语文内涵与性质的争论。
　　听说读写是提升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
　　文学是加强文学元素，透过阅读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中华文化是加强文化学习，加强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反思和认同。
　　品德情意是培养品德情意，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思维是培养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并能有效掌握一般应用于读写听说的思维方法。
　　语文自学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及解决学习语文问题的良好习惯。
  第二，它对课程规划以及教材编写提出有理据的六条策略，这是大陆所欠缺的。例如，以“读、写、听、说为主导，带动其它的学习范畴”、“前后衔接”、“完整连贯的系统”、“相连互通，而不可孤立割裂”、“使学习材料之间产生有机的联系”等课程规划原则。
　　在对内地语文教学的研究过程中，我观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内地语文的教材编选体系及教法比香港进步5到10年。但发展到现在，香港与内地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某些地方，香港可能还超过了内地。例如，教科书的编选体系，内地以人文性组元并以此为体系，找不到教学的序，重蹈单篇范文教学的覆辙。换言之，它没有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力训练的编选体系传承过来，并做出创新。香港以多元性来组元，虽然也不是教材的最优组合，但由单篇范文教学发展为单元教学中多元性组元，可算是一大进步。因为，多元化的编选体系有一定的序列性。这些观点我都有专文论证的。香港有这些改变，相信与吸收内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组元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课改对教师提出明确的要求，如强调课程的规划，专家学者与前线教师结为合作伙伴，以理论指导教学；加上教师的自强不息；又不断向内地、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学习；政府大量投入资源等，因此，香港课改的成效逐渐在近年显现出来。
　　当然，香港的语文课程改革也有缺憾。我认为它来得太迟，推得太急，老师一时跟不上，而疲于奔命。但到目前为止，随着改革的逐步稳定与深化工作的展开，很多香港的教师经过不断培训，大致都能掌握课程改革的精神，进而落实到教材和教法上。
　　
    能力的训练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
　　
　　中国教师报：您提到的九个教学范畴是不是也类似内地课程改革提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其中的“听说读写”更类似语文的工具性，后面的是不是语文的人文性表达呢？
　　何文胜：可以这样说，但在内地好像没有具体地在学科课程及教材上呈现并落实下来。就性质来说，这九个学习范畴中“阅读、写作、聆听、说话”只是一些形式，“听、读”属于信息输入，“说、写”属于信息输出，分别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从语文科性质、能力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九个学习范畴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在“读、写、听、说”能力的训练过程中，吸收语言文字中的“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成分，并提高“思维和语文自学”的能力。因此，这九个学习范畴的元素结构是从属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而香港现行的教科书在处理九个范畴结构的方法方面，仍有待改善。关于这方面我都有专文论述。
　　语文能力的训练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语文是学习各门学问的基础”。因此，语文教学是在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过程中学习一些品德情意，而不是在培养品德情意的过程中学一点语文能力。能力是工具性，品德等是人文性，这样就能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从语文科的内涵、性质及任务来说，“读、写、听、说”的能力就是“文”，“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的内容就是“道”。在香港，如果学科的性质没有论证清楚，九个学习范畴的关系就处理不好，就会把语文一时变成应有尽有、万能百搭的学科，一时变成文学科、文化科或品德科……的综合。因此，我们需要处理好“文”“道”的关系，做到“以文为经，道为纬”，就没有必要并列九个学习范畴，否则，就会造成师生在教与学上的混乱。
　　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角度来说，我强调二者的统一。每一节课，每一篇课文，我们要在学习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培养“人文性”，而不是在学人文性的过程中培养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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