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管理，很多人心目中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少数人手中拥有权力的人，为大多数没有权力的人制定出一系列的惩戒条款，然后，再依照这个条款去规范一个单位的各样行动。这样的理解，似乎很是符合当下的现实，然而却过于狭隘。
有人的地方，就有管理。管理的目标，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在一个允许的条款框架内施展自己的才智，实现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管理的实际目标，应该在于制订出一个最大容量的框架，用来容纳框架内的所有个体以各自的方式演绎各自的事业，而不是在于制造出一系列的紧箍咒，用来限定框架内的所有个体的个性化发展。
具体到学校管理中，管理的目的和价值，就应该在于运用全体教师的智慧和力量，制订出切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学校的健康发展要求、适应全体教师发展与提高的规章制度，然后再用这个规章制度，来保障学校内所有成员在制度框架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发展。学校成功管理的前提，是制度建设的全体参与化；学校成功管理的目标，是满足全体成员健康发展需要，满足全体成员的个体价值实现的需要。
然而，当下的学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从各类报刊资料所反映出的问题看，各类学校中，受校长等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心态的影响，学校管理大体呈现出以下三种不同的模式，体现为三种不同的管理境界。
一、人治----校长的人格魅力决定着学校的发展
2006年春，笔者故乡的两位完中校长被县纪检部门“双规”了，“双规”的原因，自然是经济问题。过于集中的权力，使校长成了一所学校中至高无上的“第一人”，人财物等各种大权的独揽，让校长置身于学校所有管理条例的约束范畴之外，这自然就为各种不正之风做好了铺垫。
校长权力的过于集中，不但使校长个人行为失去了必要的条例监控与约束，也使得学校的管理呈现出一种无序的“人治”状态。
学校管理中，“人治”状况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学校工作的无教育理念性。一所学校，就如同一个人，是需要有一种理想和信念来作为精神支撑的。对个体的人来说，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集体的学校而言，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学生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和发展，教师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和提高，学校应该在什么样的办学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在什么样的时间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
然而，“人治”的学校管理模式中，校长的个人意愿，成了学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消解不同意见相互掣肘的同时，也为学校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长期化、非制度化、非人性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首先，从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看，在“人治”的学校管理模式下，校长的个人意志，等同于教育的最终目标。不可否认，我们的校长中，有一大批人是有雄心有壮志的，他们在自己的教育理解之内，想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能引领某种教育方向的优秀单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校长和他手下的一班人勤于学习、勇于摸索，常常使得原本三流、二流的学校，短时间内便跻身于最优秀的学校行列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校长中，也有少数人，他们工作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讨好和迎合上级的喜好；或者是得过且过，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两种类型的校长治理下的学校，在校长的“短视”目标带领下，又如何能够真正依照教育的自身规律来服务教育服务学生服务教师呢？
其次，“人治”化的学校，不是没有管理制度，而是这些管理制度，大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无论是干一番事业，还是保全位置，都需要一定的“政绩”做基础。对学校而言，这种“政绩”最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升学率，而要想拥有比较理想的升学率，就需要全体教师的忘我投入。那么，如何才能调动起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呢？在“人治化”的学校中，最拿手的方法，就是随时根据教师们的表现，随心所欲地制订或废止一些奖惩条例。比如，一个阶段教师出勤率低了，便制订一个出勤量化考核条例；又一个阶段，学生的成绩出现滑坡了，再制订出一个统考成绩考核奖惩条例。这些条例，往往是在事情出现之后开始制订，再以之来评价此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条例的制订，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条例制订后，却偏偏又只用在教师身上。
其三，“人治”化的学校，管理者的好恶，决定着一所学校的道德文化建设。古语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人治”的环境下，校长的好恶，一方面会为少数善于钻营的教师提供投机取巧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会使得一批潜心学问的教师遭遇冷落。即使我们的管理者是个正直无私的人，也不排除由于个性的差异而带来的个人评价标准的非客观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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