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学术批评，且乐此不疲，大概只有勇敢的“傻子”才能做得到。
从理论上讲，学术批评的重要性、必要性，谁都可以说出一大堆。学术的进步，学术事业的繁荣，须臾不能离开学术批评。这个道理谁都懂，一点也不深奥。
但现实又如何呢？环顾学术界，乐于做学术批评工作的人并不多。是我们的学术界贞如处子、一尘不染吗？不是。说到学术界，人们不难联想到诸如“学术腐败”、“学术失范”、“学术浮躁”之类的描述当前学术界情状的词汇。尽管究竟是“学术腐败”还是“学术失范”，抑或是“学术浮躁”，言人人殊，但基本的事实是：学术界存在着一系列的带有根本性的严重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地步了。
一方面是学术界的现状令人堪忧，一方面是做批评工作的人与庞大的学术队伍相比是如此之少，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
之所以会出现“沉默的大多数”，原因可能如下：
第一，见怪不怪。学术研究中的抄袭剽窃，学术职称评审、学术成果评奖、学位点申报等过程中的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招生工作中的官学交易或钱学交易，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数量取胜和“核心”（“核心期刊”）主义，院校考查和用人中的文凭至上原则，如此等等，天天发生在人们的身边，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正常”现象。
第二，蚍蜉撼树谈何易。当前的学术腐败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不是偶然性地发生的。与强大的体制的力量相比，个人的力量微弱不堪。因此，反学术腐败，在不少人看来有如蚍蜉撼树，谈何容易。与其徒劳，毋宁洁身自好而听之任之。
第三，代价和风险太大。做学术批评工作,不仅风险大，而且代价更大。一是容易树敌，不经意之中就得罪了人。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自不必说，不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因国人性喜对号入座而被认为某批评是针对某人某事，故也往往招致莫名其妙的敌意。二是容易恶化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批评直接针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直接针对自己所工作的单位或机构时，那么就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生存条件，如领导随便就拿双小鞋给你穿穿，以某种“突然死亡法”剥夺你晋升职称的权利，甚至干脆取消你的教师资格，让你回家歇着。如今岗位聘任制正盛行于高校，下岗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且理由冠冕堂皇。三是时间、精力甚至经济损失巨大。做学术批评工作，无疑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自己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但这还是次要的，更有甚者，有的学术批评甚至引起官司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要准备经济上的投入。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使相当大一部分人望学术批评而却步了。而因做学术批评工作而招致周围人的议论，相比之下，乃次要之次要者。
第四，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有的人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不良的学术现象（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认同的），而是相信时间会使一切发生改变。他们消极地等待奇迹的出现，而不愿积极地为改变现状而努一把力。
上述种种，使得学术批评成了少数“傻子”的事业。现实中，也不难听到人们把写了学术批评短文批评某种学术现象，或批评学术界某人、某事的人说成是“傻子”：批评与你毫无瓜葛的人和事，犯不着；批评你身边的人和事，自讨苦吃。不是傻子，又是什么？“聪明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当”的事情上，如去读个博士学位，多写几篇“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跑跑关系，谋取个科研成果奖，申报个科研项目，以便为晋升职称或官职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傻子才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做与人与己都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有人把坚持学术批评工作的人看成是“假正经”。由于在体制中生存，学术批评工作者绝非不食人间烟火者，他们也需要晋升职称，需要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简言之需要在现行学术体制制约中存活下去，因此学术体制中的腐败问题难免会因人而异、不同程度地对学术批评工作者带来影响。但他们即便一边在晋升职称的“关键”时刻也去跑关系，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时与编辑套近乎，把自己的著作、论文交给弊端丛生的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的所谓“学术评奖委员会”去评奖，等等，一边写着文章激烈批评此类学术现象，在我看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以“假正经”目之。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其实矛盾中有统一。因为他们首先是现实中人，其次他们同时也是理想中人。他们生活在现实中，所以他们首先需要按照现行的规则使自己能够存活下去。他们是现行学术体制的受难者之一，又充满理想，所以他们敢于批评、揭露现实，希望促成现实的改变。也许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更希望下一代学人不要像自己一样去生活，而是生活在一个相对洁净的学术环境和相对公平、平等的学术体制下。他们相信明天会更好，但他们不是消极地坐等美好明天的到来，而是起而行动，积极争取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所以，他们要高声呐喊，勇于做学术界的“傻子”。
学术界的真正悲哀不在于有这样那样的学术腐败现象，而在于面对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却有那么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学术界的希望不在于有如此众多的围观的“聪明人”，而在于那些勇于捅破学术“溃疡”却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傻子”。
西方人文精神传统与近代科学思维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近些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对名词，但目前学术界对它们的含义还没有严格而统一的界定。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一是“文”；在“人”的方面，它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承认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追求完善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重视教化的作用，重视“自由艺术”（liberalarts）的功能以提高人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至于“科学精神”，我认为，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是它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说，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可以说，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的两个主要特征。一种思维是否具备科学性，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这两个特点。
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们多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来加以形容，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提法对于矫正忽视“人文精神”的做法，提高人文学科的地位，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给人们造成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双峰并立的印象。从历史过程看，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近代以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本为一而二、二而一不分彼此的同胞体。科学思维与“人文精神”关系的历史可以为证。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正如西方的其他许多思想观念的萌芽源自古希腊文化一样，西方的“人文精神”也有其希腊渊源。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他们所推崇的著名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信仰。对古希腊人而言，所谓奴隶就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人，而自由的人则是能够自由地以理性追求人生更高境界的人，“爱智慧”（philosophia，即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这种人生境界的体现，因此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本身就包含了“科学精神”的本质要素——自由的理性。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古希腊人主张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求索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古希腊“人文精神”所开创的自由理性传统为西方科学思维的产生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其主要成果表现为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严格的逻辑体系。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之前，特别是公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的五个世纪，基督教取得全面胜利，教会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神学思维是主要的思维方式。这一时期是古希腊盛极一时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低谷。11世纪以后拉丁世界兴起大翻译运动，将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希腊典籍重新翻译出来，使整个拉丁世界重新认识了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会利用古希腊人的逻辑遗产为神学服务，形成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然坚持基督教传统教义，蔑视人和尘世生活的价值，“神本精神”完全没有改变，但它借用古希腊传统的逻辑论辩方法维护其教义，使古希腊人的自由的逻辑思辨传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它使人的理性在上帝和神学条律的前提下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被后人称为“人文主义”。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精神”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有很多相合之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贡献，首先在于它恢复和确立了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这集中体现在哲学家皮科·米郎多拉（1463—1494）借上帝之口表达的对人的尊严的见解：“亚当啊，我们不给你固定的地位，固定的面貌和任何一个特殊的职守，以便你按照你的志愿，取得和占有完全出于你自愿的那种地位，那种面目和那些职守。其他受造物，我们将它们的天性限制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法则中，而我们却给了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1页）这种“人的自由观”是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信仰。正是这种“人的自由观”奠定了人类自由探索精神的心理基础，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了应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的恐惧，树立起“人为万物之灵”的信念和人在世界万物中享有的自由地位。
其次，人文精神确立了人类对理性自由的信念。它鼓励人们把理性的思想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为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而遁世冥想。人文精神明确肯定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认为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理性使人高尚，使人完善；理性使人掌握知识，具有智慧，创造财富；理性使人创造幸福生活，改变人生的价值。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慨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啊！人的理性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洞察力多么宛如神明！人是世界的美！动物中完善的典型！”理性自由信念的确立和自由理性的张扬，使社会和自然界的无数矛盾和问题迅速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世界的构成、事物的普遍结构、物质的实体、人的本性、命运、善恶等，都成为思考的对象。思维的活跃和范围的扩大促进了思维能力的发展，造就了恩格斯所赞扬的大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这些具有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的巨人乃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家的先驱。
另外，人文精神在恢复人的自由观念和理性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自然的神秘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于是对天文、星象、动物、植物、气象的观察随之而生，人体解剖、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成为可为之事。自然事物作为已经脱掉了神秘面纱的客体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思维的对象。自由理性运用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科学研究活动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研究的各个学科初步形成，近代科学思维也告形成，其标志是实验原则和数理逻辑密切结合的观念的确立。
近代以前科学思维的发展历程说明，科学思维的发育和成长始终得到人文精神的滋润和哺育，人文精神是近代科学思维的酵母，也是近代科学各学科的催生婆和助产士。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关系中，人文精神实际上居于主动地位，主导了科学思维和科学各学科。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各学科取得的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巨大力量，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功利主义的目的日渐突出。科学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信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19世纪以后，科学功利主义无限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科学“工具理性”的崇拜，而科学背后的人文精神在云蒸霞蔚的科学发展大势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在日益发达的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面前，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首先，国家和族群冲突中的“以暴制暴”，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国将科学成果用于军事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数量越来越多，威力越来越大，从而使科学技术造就的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愈加锋利，直接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
其次，科学思维和科学各学科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使许多科学研究者和笃信科学的人在热切追求科学活动的同时，忘记了科学活动的人文精神的本质，忘记了科学家对人类命运所负担的责任。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的许多科学家不自觉地成为服务于战争恶魔的帮凶，甚至在战后仍然没有任何内疚或负罪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科学活动的崇高荣誉感中找到了自我解脱的理由。这说明，忽视以人类关怀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精神，片面提倡工具理性的所谓“科学精神”，对人类的行为会产生多么可怕的误导和后果。一个缺乏或根本没有人文精神的民族，不仅会对本民族造成损害，同时也会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再次，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科学的物化形式（技术）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妄自尊大和贪婪的任性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更加恶化。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还是要依靠科学的进步，但倡导人文精神，明确树立保护动物和环境是人类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的意识，无疑可收补偏之效。面对西方人文精神传统的萎缩和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呼吁。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不同场合多次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1937年他在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这是智者之言，闪烁着一位充满人文精神的优秀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更表现出一位以科学探索为职志的思想深邃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珠联璧合，将是人类自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