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里，“仁”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流行文化，特别是影视里，这一方面表现得很突出。而一谈到中华，一谈到华夏，我们无不以自己是“仁义之邦”而自豪。只是，对于什么是“仁”，大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古老的仁如何赋予现代性的意义与内涵，大家也缺少共识。
比如李连杰新拍的《霍元甲》，其实是为武术成为奥运会项目而量身定做的一部电影，其中就特别讲究赋予武术以“仁”的内涵，几乎在每一个片断里都充满了各种关于“仁”的说教。在这部电影里，无论村姑、老妪、垂髫之子，还是商人、武师、学者，均满口的仁义道德，唯一不懂仁的人则只有前期的霍元甲。从教育学的意义上来说，其失败众目可见。不过，对于我们提起关于什么是“仁”的探讨则有其深远的价值。
仁者爱人，仁者当然有不忍之心。霍父在争“津门第一”的打斗中一个不忍，被对手打下擂台。这也没什么，不过这种不忍之心应当被称为“妇人之仁”，而非大丈夫之仁。唯丈夫之仁，则既可以仁德之心恕人，又有足够的力量防范小人的暗算。唯有此种仁义，才能化育天下，成为普遍性的道德。其实在李连杰年轻时的一系列“黄飞鸿”电影中倒是表现了这种精神，不知道怎么到了后来，倒是失去了这一认识。
在佛教理论中，要求既能作“佛祖低眉”，以慈心、仁心帮助、教育民众，亦能作“金刚怒目”，以极大的能量除去人间丑恶。但很显然，我们现今流行的仁义观缺少后一方面的东西。在《霍元甲》这部电影中，主角还是把决定自身生死和民族荣誉的权利和希望交给了对手，交给了我们那个暧昧的邻居，交给了那与龙共眠的蛇的民族。这些体现出了武人的局限：虽然具有了降妖除魔的能力，但对于妖魔的认识上还是有很大的欠缺。武术既无高下亦无国界，但练武之人是既有高下也有国界的，“绝杀拳”不出手，却寄希望于与你生死相搏者的“高超品格”与“高洁情怀”，果若如此，又何来争斗。
依在下愚见，真正的仁、大写的仁应当是“悲智双运”才行。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应当是以“仁”为最终的标杆。但是，对于这种作为价值观的“仁”，大家首先就应当具有充足的知识、足够的对于世俗人生之洞识。既不能认贼作父，亦不能认魔为佛，要有分辨世情、析理出识的能力，要求每一个人都具有清明的目光与理智的心思，能在内心呼唤起理性的声音。接下来才是慈悲的心思，博大的胸怀以及与人为善的品行。不能让善良成为善良者的墓志铭，而让作恶成为作恶者的通行证。
无论世界正义也好，和谐世界也好，自远古延亘至今的“仁”成为价值观是没有问题的，在不同的时代它会不断被充实以内涵，只是，在我们这个变动多端的时代，它应当更多地被理性化，而不是愚昧化。我们需要的大写的仁，是经过理性洗礼后的文化结晶，而不是被不辨是非的愚昧所包容的一团死物。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2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