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艺术同我之间的纠缠变得不可解脱之后，如何获得一种宁静的心态便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首要大事。1979年我生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待业在家。整整两年多我忙于带小孩，那青年时代热烈的文学之梦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接着就面临寻找职业的阶段。那是1981年至1982年，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曾盼望去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但等来等去，终于

　　有一天，我在走投无路之际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学缝纫。对，为什么我不能学呢？这是一门可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手艺，只要有恒心，我不信我就学不会。退一步来说，就算我最终没能学会，也可以帮人补补衣服、锁锁三线边什么的，我看见有的妇女就是以此为生。接着我又想到我丈夫，他是个优秀的木工，做木模做家具是看图纸画线，做服装不也是同样道理吗？我越想越兴奋，正好家中有台缝纫机，我马上动手拆旧衣服，拆完再缝上，反反复复地练习。在我的带动之下，丈夫也开始钻研裁剪书。当时他在一个仓库搞维修工作，那是种“磨阳寿”的工作，没事干领导也不让回家。所以他白天干完活，就在维修房关上门打瞌睡，晚上回来用报纸裁纸片。

　　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多么辛苦，然而精神上是多么振奋啊。对未来的憧憬激励着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万事不求人，不找关系，凭手艺过日子，与此同时获取搞艺术创作的条件。缝纫不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既需要韧性，又需要灵性。我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我们为了攻克难关，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有一次因遇上难题，竟连三岁儿子吃饭的事都忘了，为此自责得夜间失眠……其中的艰辛自不必细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6个月之后，我们用铝板做了个小招牌吊在窗户下面(当时住三楼)，开始正式承接服装了。我记得第二个月就赚了60多元钱，合丈夫两个月的工资。此后当然越做越发。丈夫的裁剪技术与众不同，很受欢迎，我则比较擅长于为顾客设计合体的式样。最为繁荣的时期，我们在家带了4个徒弟一起干。我们在门上安了那种最原始的电铃，顾客一按，它就发出如鸭公一样的怪叫。在我听来，这噪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它代表了自由、希望和心境的平和。快4岁的儿子每次听到这噪声就兴奋得不行，撅着小屁股用力跑，抢在人前去开门。啊，我终于从人际关系的恐怖中脱离出来了，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我的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我的自信心空前地高涨，前途闪闪发光。白天忙忙碌碌，人来人往，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我见缝插针地将草稿写在一个旧笔记本子上头，到了夜间再一一誊清。我在创作之际发现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种特异功能，能够营造难以理解的、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意境。起初，在中篇《黄泥街》的写作中，我的创造还没有彻底摆脱理性介入的痕迹，待到这一篇完成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向了自由。1985年，在作家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我的作品终于得以发表！我没有料到会如此地顺利。本来我估计至少要等5至10年。到了1986年，刊物上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对残雪作品的评价，向我约稿的人多起来了，形势对作品的数量有了要求。我自己的内心也很急迫，我觉得我要写，我一定要写，我已经憋了这么多年了，要赶快写啊，谁知道形势会怎么样变呢？1986年至1987年，我开始“退居二线”，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自己只煮煮饭，管管儿子。1986年至1988年，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似乎不如年轻时那么结实了，这时我想，如果弄一个专业作家当当，为家里减轻负担，对创作不是更加有利吗？这时作家朋友何立伟鼎力相助，带我找到了市委书记家中，最后终于将这事办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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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4-7-27 0:00:00 编辑：FE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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