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6年第19期《新华文摘》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为题摘要转载了余秋雨长达16000字的《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一文，其中不少是对当今教育的批判，值得我们教育人借鉴，特此推介。）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
（按：重记忆、重死知识的积累，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本已严重，但今日只怕更严重，至少比起别的知识界来教育界更严重。直到新课改的21世纪今天，还有一批所谓的教授、专家在极力推行他们搞的什么“速算”、“记忆术”技法，或极力提倡学生多多背书，并有不少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和教师热衷于此就是明证，却不知这正是中国“向后看”腐朽文化传统的流毒。）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的学历，就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
（按：“名校学历误区”确实严重存在；“惊天地、泣鬼神”的、家校协同的应试教育也确实可怕地存在；但“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这个看法可能有误：第一，官员看重的只是能帮他显示“政绩”的那种教育比如应试教育、园林式校园建设之类，这恰恰与中央、人民需要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第二，教育事业的必要规模使它必须占有比其他社会文化事业更多的钱和管理精力，不能由此认定官员就是更重视教育，比如我知道的某些市领导就对演艺事业比对教育事业热心得多！）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按：是值得深思，但不一定就是余秋雨所说的这种贬低学校教育的深思。基础教育所打的基础决不只是余秋雨这里只说到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还是能力、方法、人格的基础。爱因斯坦正是说“知识”全部可以“忘光”，那么“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是什么呢，正是能力、方法和人格。但我的上述辩解并不妨碍我非常赞同余秋雨对“学历主义”、“文凭主义”的讥讽和批判。）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
（按：是的，学校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首创精神；此外，我也对今天那些狂闹校庆、大吹“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风气嗤之以鼻。）
误区之三：“文人风范”的误区
（按：此节与教育基本上没关系，略去。）
误区之四：“文明冲突”的误区
“文明冲突论”在中国也快速流行，因为它肯定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重要地位，更设想了新世纪的三大主角.（按：“文明冲突论”是美国人亨廷顿在上世纪后期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世界的重大冲突已不是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或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大世界之间的冲突，不是军事或经济引发冲突，而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差异引发冲突。）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很久以来没有被外界如此看重，这让不少中国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很多年轻人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参与21世纪“三岔口”式的打斗，而且信心满满地预计中华文明极有可能成为擂主。……
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我认为，世界各大文明之间，融合的事实远远超过冲突的事实。只要是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敌人。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其实，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中华文化为什么存活数千年而至今犹存？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中庸、和谐的心态阻止了各种极端主义的长期发作。
……2004年1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在前言一开头就宣布，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回到国内又需要反复地给大学生们演讲：中华文明的复兴并不是让这种文明独霸世界。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按：新鲜！但正确。这是对那些疯狂鼓吹复辟“国学”——实际只是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中保守的糟粕——的人们的强烈讽刺和批判。今天的中国人要象唐代中国人学习，胸怀广大，吸收全世界一切应该吸收的文化精华。请接着看余秋雨在下面对这一点的批判。）
误区之五：“历史遗产”的误区
与“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同步，我们近十余年来在历史遗产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认为，我们的历史遗产都是好的，五四时期的批判是错误的，“文革”时期的割断更是荒唐的，因此需要完全恢复，重振“国学”、“国粹”、“国术”，从年幼一带就开始普及。
这种想法，不完全错，但在整体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误区。
……“文革”灾难并不是因为割断了历史遗产才造成的，而恰恰是对历史遗产的某一个部分（按：即专制政治、垄断意识形态、忠君思想等）做出了强烈的选择。例如“文字狱”、“株连”、“游街示众”，以及天天喊“万岁”，都是历史遗产。……在正常的千百年间，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也表现出诸多弊端。连完全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也说：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轻视了对物质文明的推进。
……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岸边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但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神学都不发达，最发达的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发达必然导致内耗，……
除了内耗，还有保守。
……我曾做过一件事，把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等一批高层学者倾全力编撰《四库全书》的1773年至1782年这十年间西方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整理。发现在那十年间，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首条铁铸路轨，英国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人类还实现了用热气球的自由飞行，又证明了水是化合物……就在这十年间，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而伏尔泰、莱辛、歌德、孔狄亚克也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讨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这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庄严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历史的是非暂且不论，在文化生态上，保守还是创新，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按：这一节文字还不令人深省吗？特别是那些极力鼓吹复辟“国学”的人们，你们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误区之六：“权谋逻辑”的误区
……我们的文化过多地被误会成了文明间的斗争和冲突的工具，即便被民间崇尚的“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也都是一种虚饰和夸大了的人生制胜之途。结果，胜败输赢之术远远压倒了善恶是非之道，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历史遗产的选择，就是权谋逻辑。
近十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论著还是电视剧，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致胜权谋上。在书肆间，各种各样的“成功术”数不胜数；在荧屏前，古代谋士们的权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扬。这种文化倾斜，已经造成诸多恶果。……
这种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在我看来，这倒是中华文化遇到的真正的当代危机。中国文化的负面积累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太多属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沟壑，如果现在趁势再让它进一步复杂化、学理化、系统化，结果如何了得？
（按：是啊，如何了得？学校特别是高中，早已把教育看作一种“人生制胜的捷径”，更多的校长和教师都是在把教育管理方法、教学方法当作“权谋”、“技巧”在“研究”和运用。一些校长喜欢看并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名人传记”尤其是里面的“制胜权谋”。教出来的学生当然就只是各种乖巧奸诈的术士，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要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