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72年在八达岭长城

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家住在铁路京包线萨拉齐车站红房子家属院，和安爷爷家是邻居。

安爷爷特别喜欢我，经常逗我玩，还给我讲他过去的故事。

他叫安德全，那时候，曾经是萨拉齐车站的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

安爷爷说，我出生于1901年9月7日，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农历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恰巧这一天，腐败的清朝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白银四千五百万两，使中国老百姓又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

我出生前一年，发生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继1860年之后第二次攻占北京，杀人放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我家就住在正阳门东水关出水口城墙里面，离南御河桥不远的右河岸河沿儿街。跨过老百姓的房子往西、往北就是东交民巷外国人住的公使馆区。我家长辈和好多亲戚朋友都见证了洋鬼子从这个出水口攻入内城的那个时刻。

光绪二十六年夏天，阳历8月14日那天，天麻麻亮就听见东便门那边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枪炮声整整响了一上午。西边和北边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的枪炮声也搅合在一起。吓得大人们把孩子都关在屋子里不许出门。

听大人说，洋鬼子正在攻打朝阳门和东便门的城门楼子。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又听见外城广渠门那边有了枪声。时间不长又听见正阳门和崇文门那两边也有了枪声。

有胆大的半大小子偷偷从家里溜出来，到南御河桥上和城墙下观望有六、七丈高的城墙上面打仗。

我二大爷家的一个哥哥和另外一个邻居哥哥胆儿特大，趴在南御河桥头看。突然听见出水口涵洞里面有动静，发出“哐！”“哐！”的击打声。

出于好奇，他俩从河沿儿溜下河底，跳着没水的地方一步一步到了御河桥下面，还没等看清楚出水口涵洞里有什么，突然从桥洞背面两侧冲出两个人，分别扭住了他俩的胳臂，捂住了他俩的嘴巴。

吓得他俩“唔…”“唔…”直叫，两条腿直打哆嗦。

“不许叫！再叫弄死你俩！”

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两个留着大辫子，穿西装，戴礼帽的假洋鬼子！

这时从桥洞背面又走出一个人，看看是两个屁孩儿，没说话。转身走出桥洞，踩着漫过脚面的水和烂泥走到了出水口的涵洞里。

过了一会儿，带着一个头缠黄绿布，留着满脸大胡子，黑不溜秋，凶神恶煞般的外国兵，来到桥洞下。

这个洋鬼子手里拿着一杆长枪，凶狠地瞪着哥俩看，“哇啦哇啦”不知说什么。

一个假洋鬼子跟着说：“你俩到这里干什么？”

哥俩被捂着嘴，“唔”“唔”说不出话。洋鬼子挥了挥手，假洋鬼子放开了捂哥俩嘴巴的手。

“玩儿！”

“胡说！哪不能玩儿？跑到这里来玩儿，不知道打仗吗？”

“我俩本来是来看打仗热闹，听到涵洞里有声音，好奇，才下来看看的。”

“打仗要死人的，不怕吗？”

“刚才不怕，现在怕。”

“岸上面来没来清兵？”

“不知道，没看见。”

洋鬼子又开始“哇啦哇啦。”

假洋鬼子向洋鬼子点点头，回过头来对哥俩说道：“小孩儿，不要怕，我们是来给你们中国送福音的。我们只打义和团和清兵，不打老百姓。”

哥俩裂开嘴要哭，吓得那两个扭他俩胳膊的假洋鬼子赶紧又捂住了哥俩的嘴巴。

洋鬼子又“哇啦哇啦！”说话。

假洋鬼子赶紧掏出两块大洋说：“别怕！我们不杀你们！给你俩一人一块大洋，你俩回到岸上，向大人们喊，洋人来了！洋人来啦！不要怕，洋人不杀老百姓！快出来欢迎啊！”

哥俩摇摇头说不敢！

“嗯？找死！”假洋鬼子抽出刀向哥俩比划。

哥俩吓得直往后退。然后拿着大洋爬上了岸，手举大洋喊叫起来。“出来吧，洋人不杀老百姓……”

慢慢地，出来一个，又出来一个……。所有的人几乎都问“咋回事儿？”“洋人在哪？”

“洋人从出水口进来啦！”

“快看！那不是嘛！”

“一个，两个，又一个！”有人数起数来。

“啊！看那，洋人前边还有几个中国人带路呢！”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臭丫挺！城墙又高又厚，洋鬼子打不上去，原来是这几个汉奸在带路！”

“唉！完了！完了！肯定是教民告密了，他们知道这儿没兵把守！”

慢慢地，洋鬼子一个接一个，一队接一队，鱼贯而进，穿过人群向东交民巷跑去。老百姓也越来越多，站在河沿儿上围观。

“咱们快去告诉清军，洋鬼子从出水口进来啦。”

“你怕死的不快吗？多管闲事！”

“唉，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朝廷的事和咱们没关系！”

“听我家当差的人说，慈禧太后已经下谕：如果洋人破城，就带着小皇帝先秘密去西安。”

“咱们还是自扫门前雪吧，把自己家的人和事管好比什么都强！走，走，走！回家，回家！”

注：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由中国教民密告英军正阳门东出水口不设防，带领英军印度锡克教士兵从这里攻入北京内城的瞬间

爷爷说：痛心啊痛心！这么多人在看热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没一个人和朝廷一条心！这就是当年清朝末期的社会现象。

说起来，也不能完全怪罪老百姓没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要怪就怪朝廷吧。

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朝廷为了转嫁损失，大肆添加税款，横征暴敛，收刮百姓钱财，将老百姓一步一步逼向绝路，与老百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失掉了民心，助长了老百姓想借助洋人打击朝廷解恨的心理。

真乃为：朝廷心中无百姓，百姓心中无国家啊！

京城沦陷的第二天临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

8月16日联军占领紫荆城后，下令公开抢劫，假借剿灭义和团拳民之名，肆意杀人放火，屠杀百姓，奸淫妇女。

可怜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善良了！傻乎乎地真的相信了洋鬼子不杀老百姓的谎言。

结果，没过两天，英美军就在汉奸教民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御河桥河沿儿街一带，寻杀义和团，凡是对洋人稍微有一点不满，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义和团，只要沾边儿，一律格杀勿论。

二大爷家的那个哥哥和那个哥们也难逃厄运，逃跑时被洋鬼子乱枪打死。原因就是怀疑他俩也是拳民，那天去桥洞里察看就是被义和团派来的。

一时间，血雨腥风刮遍了御河桥一带，洋鬼子每杀一个拳民，宁愿错杀五十个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原本热闹非凡的河沿儿街，变得空巷无人。因为株连九族，所有与义和团可能有联系的人家都逃走了。我家也被迫从御河桥逃到了丰台杜家坎儿，后来又逃到大灰厂李家坟和长辛店火神庙口等等好几个地方。

于是，逃离御河桥一年后的《辛丑条约》成了中国的“九七国耻日”！也是我生命的耻辱日！饥寒交迫、颠沛流离成了我儿时的缩影。

因此，我的生日特别好记。

小时候，我拔过野菜，逮过蛤蟆，要过饭、给大户人家放过羊，扛过石灰，打过短工，还擦过皮鞋。伴随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度过了我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到宣统三年年底（1911年），溥仪皇帝退位，清朝灭亡。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老百姓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但是，谁曾想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事件以及讨伐战争，随之又发生了多次军阀混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渗透和控制进一步扩大、加强，导致老百姓的痛苦煎熬更加水深火热。

京汉铁路在清朝末年全线通车后，外国人越来越多地来到长辛店，他们为了舒适便捷，省时省力，把人力洋车从市区带到了长辛店。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出门逛街、看戏园子、下馆子也都要坐洋车显摆。因此，拉洋车的人就多了起来。拉车的人一多，相互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和争斗便随处可见。

十六岁那一年，眼见给人擦皮鞋挨打受骂，一天挣不了几个铜子儿。我就和爸妈说：我已经长大了，不擦皮鞋了，我想去拉洋车。

其实，我知道，拉洋车的钱更不好挣，不过，总比擦皮鞋好一点，打心底还是想分担大人养家的重担！

拉洋车也分三六九等：那些身强力壮，能说会道，腿脚灵便跑得快，车崭新、漂亮，还有车牌，属于上等车夫，钱自然挣得多，他们之中还有跑包月的机会，自然更是好上加好；差一等的是年龄三十多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车夫油子，经验丰富，耍贫溜嘴，偷奸取巧，用八成新车，拥有车牌，拉帮结伙，打压下层车夫；再差一等的是，车子半新不旧，有车牌，人正直，正尔八斤做生意的规矩人，占大多数；最差的是四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力气差，跑不快，车子破旧，如果没有车牌，更是黑车，这类车夫的血汗钱最难挣，甭说养活一家人，有时连自己都养不活。

拉洋车首先要有一件号服坎肩儿，有了坎肩儿才能托人找车厂老板求情挂牌儿，然后才可能租上有车牌的洋车。否则，很有可能一天白拉车。

为了这件坎肩儿，我和爸妈全部出动，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借钱，花了一块大洋才买了一件二手货。

坎肩儿终于有了。我自信满满地向车厂走去。

“老板，后生我向您请安啦！”

“嗯！怎么？想拉车啊？”

老板看看我，一脸的不屑。我也低头看了看我自己，破衣烂衫，浑身上下几乎是补丁摞补丁，脚下穿一双露大拇指的脏鞋。唯一的一件坎肩儿显得有点扎眼。

“不行，不行！就你这样还想拉洋车！客人都被你吓跑啦。”

“老板，求求您啦，我有力气拉车！”

“你多大啦？”

“快十七了。”

“唉！这世道，难哪！”

“老板，求您啦！我奶奶饿死了，我妹也快饿死啦！”

“唉！”老板又叹了口气说道：“你知道拉车的规矩吗？”

“听说了一点儿，我想听听您的指教。”

“好！这么说吧，首先租车要定金，没有定金，必须有两家店铺作担保。我看你老实，就找一家店铺作保吧。如果在外边把车碰坏了，必须赔钱！还有，出去趴活要交份子钱，交不出来，那以后就别干啦！’

“份子钱是多少？“

“按现在的行情，像你这样的，一天交一块大洋。“

“啊？这么多呀？”

“这就是规矩，交不起就别干！我们也难哪！”

“这…”

“行啦，别墨迹了，快回去想办法吧。”

我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家想办法去了。

终于，母亲花了两天两夜把从亲戚朋友家讨要来的旧衣服浆洗干净，按我的身材大小缝补好，把漏脚趾头的鞋洗干净缝好窟窿。父亲找了十多家亲戚朋友联合作保，委托一家朋友店铺，去给车厂老板承当担保人。

这一天，我打扮的挺像一个车夫，穿着号服坎肩儿，短衣装扮，腰前别着一条发黄的白毛巾，从车厂租出一辆半新不旧的洋车。车厂老板是个好心人，看我家可怜，没让我拉破车，我特别感激老板。

我拉着洋车来到娘娘庙口趴活。庙口排了一大溜十几辆洋车等客。

“嗨！新来的，离我们远点儿！”

“屁大点儿小人儿，还没孝敬哥几个师傅，就想趴活儿？哪凉快儿去哪儿呆着！”

我知道，他们这是欺负新人，怕我抢他们的生意。

惹不起，咱躲得起，唉…

眼见一上午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没趴着一个活儿。急的我只好站到街口喊叫起来。

“老爷，坐车吧！”

“小姐，坐车吗？”

……

突然，娘娘庙前街有人向我这边招手，我回头看看，后边没人。啊！是在招呼我！我赶紧拉起车，跑了过去。一个穿着讲究，花枝招展的姑娘站在那里。

“姑娘，您上哪儿？”

“我看你一人呆着烦闷，给你挣俩钱儿！上卢沟桥遛一圈，你让我舒服了就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这对我来说，这可是大钱啊！要知道，我拉车跑一里地儿十个铜板儿，跑十五里才能挣一块钱啊！跑够十六里，刨去份子钱，我才挣不够一角钱，不然，这一天白干。行！我二话没说，就俩字：“上车！”

还没跑出去一百步，就听后面有车轮翁翁响。我回头一看，嘿，是叫板儿的洋车追上来了！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早晨骂我“屁孩儿”那个家伙。

“嗨！小子，行啊，拉美人儿哪？”

我没言声儿，跑我自个儿的。

“嘿！还牛Ⅹ啦！你要是跑赢我的车，我给你五块大洋，你要是输啦，你赔我五块大洋！”

“告诉你，想趴活，必须过我这关，这是规矩，必须先赛车后趴活！懂吗？”

我心说，完了！我这是惹着他们啦。我不说话，闷头跑起来。其实，我知道，他们这是玩儿阴的，过一时算一时吧！

“快跑啊，小子！”

脚铃“叮，叮”叫着跑了过去。

“快跑啊，你悚啦？快跑！”

突然，我车上的姑娘也喊了起来，把我车上的脚铃踩得一股劲的叮叮响。

“啊哦！啊哦！驾！驾！”

脚铃“哗哗“地响。

“啊哦！马惊喽！嘿！前边的人快躲开！啊哦！啊哦！”

这哪里是赛车啊？这纯粹是把我当马玩儿呢。他妈的！原来这姑娘跟他们是一伙的。

为了那七块钱，我豁出去了！

一会儿，我到了前面，一会儿那车又到了前面。一会儿，我超他，一会儿，他超我。

我汗流满面，浑身湿透，两条腿还它妈的老抽筋，没辙了，已咎就已咎了，只好咬牙跑着。

快出长辛店儿了，突然，一个警察拦在路中间，把我挡住了，那车却跑过去了。

“站住！”

我急停车，实在没劲了，车把不由向上一仰，打了天秤。

“哎吆！你丫的干嘛？摔死我了！”

“谁让你们赛车啦！妈的，不想活啦？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啊？”

“呜…呜…，谁赛车啦？呜…，我有急事儿！呜…，臭拉车的，你赔我衣服！你陪我去瞧病！你把我头摔破了！呜…”

那姑娘一边哭，一边叫，一边扑上来就要抓我的脸。

我害怕极了。一面躲，一面用手当住我的脸。

没想到那警察一把抓住我的手，上来就是一耳帖子，打得我晕头转向眼冒金花。

“你没赛车？你跑那么快是鬼吹的吗？你把人家姑娘摔伤了也犯法！”

“对！老警哥，你让他赔我钱，我哥是长辛店警局的探长。”

说着说着，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伙人，上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打倒在地一顿乱踹，还被踹断了一条肋骨。不一会儿功夫，连我的车也被砸坏了。

天哪！这可让人怎么活呀！就是因为没向车把头孝敬，惹下如此大祸！

为了还车债，母亲拼命劳作，担惊受怕，没多久，因劳而病，因病而亡。父亲没过三个月也累死了！哥哥为此去当了兵，在军阀混战中战死了。而我心身受双重打击，落下惊吓病，只要有人向我瞪眼睛，不由的就尿裤子。车是拉不成了，再次流落街头。

“那个苦啊，孩子！哪像你们现在，可是享了共产党的福喽！”安爷爷无限感慨地说。

北京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铁路工人罢工支持学生，被开除了不少人，急需补充干活的缺口，在长辛店机车厂考工招人。

洋车厂老板看我实在可怜，就托人找铁路工头，让我去考工，条件就是让我还上欠他的洋车钱。

当铁路工人比拉洋车好不到哪儿去，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能挣二角到三角钱，好处是不用交份子钱。

铁路考工可不一般，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是干苦力活。资本家黑心肠，借考工的机会，让考工的人运货装火车，不给工钱。一次一队十个人出场。

轮到考我了，把我们这十个人带到一处站台上。要求把离火车皮大约有一百多步远的扁担簧搬上车，一共十组，正好每人一组。好家伙，二百斤啊！规定必须一次用肩扛到车上。中途不许歇，如果走不动，被压趴下了，考工不及格，白忙乎一场。

有两个人把扁担簧抬起来，我立刻弯腰钻进去扛住了它，压得我呲牙咧嘴。

十个人就这样陆续走起来。在我前面有六个人，开始都还行，跌跌撞撞快到车皮跟前了，万没想到监工突然从后边踢了第一个人的腿弯，那人一下子就跪倒了地上，扁担簧砸到了他身上。

唉…，都是些肚里没食，腿上没劲儿的受苦人，哪有力气承受这意外一击啊！

我们后边的人都惊呆啦，站住不敢动。

“看什么看？快走！”监工喊道。

“每个人都必须过这一关。过了，你就拿着工牌去登记报到上班。没过，算你倒霉，滚蛋！”工头说。

大家战战兢兢地一个接一个走向前，接受考验。

我想，这是我现在唯一的一次给自己活命的机会，不能被踢倒！

我走到了那监工前面，暗地里往腿上运了运气儿，把腿弯挺直，一步一步走了过去。心里正嘀咕他为什么没踢我？

刚越过他第四步的时候，一个飞脚就到了，我一个趔趄，不争气的尿又喷了出来，我哭了，但我没倒下！我挺住了！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不知是喜还是痛。

原来，他是想趁我放松抗劲来偷袭我！

工牌，我拿到手了。但是我们十个人里面有四人没过关，我真替他们难过。

我被分配到机车厂当了铸铁工。从此与烈焰打起了交道。

我的师傅姓刘，不爱说话，但心地善良。他让我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如果我没遇到他，很可能活不到现在。

师傅知道了我的身世，知道我胆小怕事，受到惊吓会尿裤子。所以，他经常开导我，鼓励我，遇事不要怕，控制自己不要紧张，只要不紧张，你就不会尿裤子。

师母也是一个那种贤惠善良、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贤妻良母。她为了给我治疗尿裤子的毛病，到处寻医问药。找到一个老中医，每隔七天带我去扎一回针灸。

他家住的房子是那种老四合院，而且是自己家的房子。有一间不大的柴房，收拾收拾可以住人，所以，叫我住进了柴房。这样使我又有了家的感觉，在师傅师母二人的关怀照顾下，尿裤子的毛病慢慢好转。

后来，师傅师母还张罗着帮我娶了媳妇。

那时候，资本家为了攫取最大利益，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加大工业投资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残酷压榨剥削工人，激起了工人的反抗浪潮。

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一年这三年期间，长辛店有了“工人夜校”，后变成“工人会”，再后来变成“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师傅带着我隔三差五去上夜校，认了不少字，懂得了不少道理。

工人在京师来的那些读书人的教授下，不断认识到“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军阀、厂主剥削工人造成的。”

我师傅也不断地参加工人们组织的活动，渐渐也成了积极分子。回家来也经常给我讲工人为什么穷的道理。但是他却不让我参加工人的活动，他说：“你胆小怕事，容易被坏人威逼利用。等你治好了病，慢慢胆大了，不尿裤子了，再让你参加。但现在不行！”

有一次，师傅悄悄跟我说，长辛店有了共产党，共产党是专门带领穷苦人向资本家斗争的组织，是专门为穷人争夺利益的组织。咱们都要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怎么说，咱就怎么干。但是北洋军阀和资本家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逮住就砍头或者枪毙。因此，共产党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咱俩说的这些话也是秘密，你出门千万不能乱说！师傅有时候帮他们做一点儿事儿，可能也会让你帮我的忙。防人之心不可无，绝对不能引起别人怀疑。无论任何时候，你必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师傅信得过你！

此后，我按师傅的吩咐，用师傅和刘铁铺亲戚的名义，经常替师傅去刘铁铺家办事，借机为师傅传递消息。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末，在刘铁铺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师傅几次让我秘密传递信息。夏天来临的时候，工人俱乐部向路局提出：1、给工人增加工资；2、开除总管和工头；3、承认俱乐部有权力向路局推介人事。资本家对此迟迟不给答复。

到八月下旬初，共产党派劳工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先生秘密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罢工。

8月24日，3000多名工人高举着上写“不得食不如死”和“打破资本专制”的白旗，呼喊着“劳工万岁”、“打倒军阀”的口号，在娘娘庙召开誓师大会，宣告罢工开始。

北洋政府派兵镇压，强迫工人复工。工人不肯让步，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队长带领罢工工人在火神庙与北洋军警对峙。反动派开枪，纠察队长头部中弹倒地。激起郑州铁路工人发动声援罢工，京汉铁路交通中断。接着，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也纷纷声援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宣告：如果3天内不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各铁路线发动总罢工。

到26日，路局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经过激烈交锋，最后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八项要求。工人宣布复工。

长辛店铁路工人的“八月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发动的第一次工人罢工，它的历史意义非常深远。它唤醒了穷苦工人大众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正式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为半年后震惊世界的 “二七大罢工”打响了第一枪，为迎接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但痛心的是，帮助我、指引我走革命道路的师傅，于1923年2月1日南下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再也没回来。

2月4日，京汉两万多名铁路工人参加了大罢工，1200公里长铁路全线瘫痪。吴佩孚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制造了“二七惨案”，师傅惨死于郑州。

由于我当年只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外围的秘密通信员，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仅仅给师傅传递过消息。师傅一死，我一下子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在黑暗中摸索了二十多年。直到1947年7月，北平和长辛店地区的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抗议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我找到了党组织，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了却了师傅和我的心愿。

（未完，后续接《保卫者》敬请阅读）

2021年6月 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