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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岳父远行(外三篇)

作者:杨树平 来源:河南日报 点击:2206

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节,华夏子孙缅故人。4月5日,市委书记杨树平发表怀念文章《送岳父远行》,以朴素洗练的文字、饱含深情的笔触,祭奠先烈,缅怀亲人,激励来者。

    党风家风铸清风。经过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砥砺奋斗,在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缅怀逝去的前辈与故人?从2013年清明节至今,杨树平先后发表了《清明时节忆妈妈》《爸爸的未了情》《爷爷留下的》《送岳父远行》等四篇文章。文章怀念的是作者的至亲之人,也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和普通劳动者的优秀代表。在中华民族遭受外辱的危难时刻,他们抛家舍业、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和生命。在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书写了一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壮烈凯歌。党风是一个执政党的内在魂灵,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优秀传承。党风主导政风与社会,家风决定起点与方向。重温历史,这几位“老革命”为家人、后人和社会留下了无价的精神遗产,也呼应着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良党风与家风的向往与期盼。

    传承纯洁健康的党风家风,坚定理念信念和精神支撑,杨树平的系列怀念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教材。缅怀先辈,就是要发扬其精神,继承其遗志,更加激发自己夙夜在公、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投身党和人民伟大的事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送岳父远行

□杨树平

      岳父走了。今年元月二日遗体告别那天,大厅里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副挽联,只有我女儿女婿用电商快递从云南购来的一朵朵洁白的、菊黄的鲜花簇拥着老人家的遗体,他的面容是那么安详,场面是那么平静。告别的人群里,只有我们兄弟姊妹们和一些亲戚、邻居,整个告别仪式不到半个小时。这是遵照老人家的遗愿来安排的。按他的临终嘱托,还要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

      我的岳父周超,原名周道营,1920年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马浅村一个农商兼作的殷实家庭。岳父的父亲叫周祥顺,人称周二爷。据睢宁县县志和马浅村村志记载:他仗义疏财,秉性刚强,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骨子里蕴藏着爱国爱家情怀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正气,是睢宁县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他有两件壮举在当地广为流传:第一件壮举,是他把日本兵扔水井里。1943年麦收季节,日寇来村里扫荡,乡亲们奋起反抗。周祥顺独个儿和一个落伍的日本兵拼命,日本兵用刺刀穿透了他的下巴,他一个箭步把那日本兵抱住扔进了水井里,并用长木杆猛捣那日本兵的脑袋,直捣得那家伙鬼哭狼嚎。第二件壮举,是他冒险背回抗日义士的尸体。1944年的一天,日寇以“通匪”等罪名抓走了马前村四名村民,并在东门外将其砍头示众,由于离鬼子的炮楼据点太近,没有人敢去收尸。周祥顺趁天黑从黄河故道爬过去,背上背着尸体,用牙咬着装着人头的布袋子,一连爬了四个来回,终于赶在天亮前把一个个尸首抢回来。1947年春天,周祥顺因带领乡亲们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抓壮丁而被捕,并遭到严刑拷打,于1948年被迫害致死。我的岳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从小就跟着自己的父亲打日本、斗汉奸,1937年参加地方抗日民兵组织,1941年5月加入共产党,随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转战在苏北邳(邳县)、睢(睢宁县)、铜(铜山县)、灵(灵璧县)一带。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北、鲁西南、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之后转到地方工作。1983年,他从商丘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上离职休养。

      我对岳父的深刻了解,始于1983年底我在商丘地委党校学习期间与老人的几次长谈。已经离职休养的他,在谈到党和人民的事业时依然是那么忠诚、那么坚定。他反复给我讲解客厅里挂的那个条幅:“保金石斯躯,养浩然之气”。他说,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等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还有啥不满足的?他经常对我讲,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到农村一住就是两年,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想方设法让群众吃饱饭,那里的老百姓因此很感谢共产党。他还时常回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被下放到搬运公司工作,他和那里的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拥护和保护。他从这些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干部只有把根扎在基层老百姓中,才能经得起任何风雨的考验。

      岳父对子女爱得很深,但要求又特别严格。据我爱人讲,父亲从不体罚子女,从来都是采取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哪个孩子身体素质差或者在工作学习方面吃力,他就格外关心,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落伍。爱人常常讲,小时候父亲每周给孩子们讲时事政治,对答题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对答不好的他会盯住不放,一定让你补课跟上。岳父要求子女们从小就要低调做人,靠自己奋斗谋生。他在担任商丘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没有一个子女是靠他的权力和影响就业、调动和提拔的。我和爱人周淼是1984年结婚的,没有办一桌酒席,没有请一个客人,没有举行婚礼,没有照婚纱照。30年后,我女儿女婿结婚,也是这样做的。每当亲戚邻里们议论不应该这样过分寒酸时,岳父总是站在我们一边说话。

     岳父有个爱好,就是吹箫。每年国庆节或五一节,他总爱把儿女们叫到一起,讲一遍苏武牧羊的故事,然后用他那一直珍藏在身边的长箫,吹一曲《苏武牧羊》。箫声是那么悠扬,那么凄婉,那么悲壮。从他的箫声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国破家亡的凄惨景象;从他的箫声里,我们分明看到他毅然奔赴抗日战场的那份壮怀激烈。每一次,一曲下来,我的岳父眼含泪花,儿女们一个个泪如雨下。

      岳父有个一技之长,就是叠芝麻糖。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无论工作再忙,他也要全家人等他回来,看他叠芝麻糖。从把糖加热成糖稀,到在案板上配料,把芝麻仁、爆米花和糖稀拌在一起,再到摊片、切段,那娴熟的动作,根本看不出他是个从没做过一顿饭的“大男子主义者”。一家人欣赏着他的手艺,听他讲老灶爷吃了芝麻糖上天言好事的故事,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他这个不怎么顾家的工作狂,一下子变得亲切可爱了。

     岳父从战争年代过来,经历过困难时期,养成了省吃俭用的生活习惯。晚年的他,都八十来岁的人了,往来于郑州商丘之间,无论作为关工委主任联系关心下一代工作,还是检查身体,他都是坐火车或搭别人的便车,从不让组织派专车。在市区内办事,他坚持步行或挤公交车,从来不舍得搭出租车,我们怎么劝他也不行。

     岳父最喜欢吃的是粗茶淡饭。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有时候到稍高档点的饭店订上一桌饭,老人家看到哪道菜价格高,就会一脸不高兴,甚至会发火。为了不惹老人家生气,后来全家团聚时就定点到了一个叫野生鱼馆的农家饭庄干炸小白条鱼、干炸泥鳅、蒸野菜、烧饼夹肉、芝麻叶或红薯叶面条等等,一顿饭下来,十多个人,消费三五百块钱,老人很高兴。

     2014年9月11日,我作为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去商丘参加彭雪枫同志殉国70周年公祭活动,因雨天路滑,晚上11点才赶到家中看望岳父。老人见到我,立马从床上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你也早点休息去吧,明天参加完活动,我们还去野生鱼馆吃农家饭吧!”我说:“好,明儿我们还去吃农家饭!”谁知第二天活动一结束,我就直接去省里参加紧急会议了,一直到12月30日老人家与世长辞,我也没能兑现与他一起吃农家饭的承诺,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岳父走了,但他留下的爱国、忠诚、敬业、勤劳、节俭的家风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原载于2015年4月5日 河南日报 三版)

 

爸爸的未了情

□杨树平

    10月22日是爸爸的忌日,2010年10月22日12时25分,爸爸竭尽全力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护士小郑和小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爷爷,您还没有举起拳头呢?”这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新四军老战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爸爸杨振川,1925年12月27日出生于河南省睢县田胖村一个比较富有的农民家庭里。1939年秋,他不满14岁,就被爷爷杨进田(化名杨道蕴,地下党联络站站长)送到好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身边做保卫工作。

爸爸一生坎坷。他参加新四军后,革命家庭的背景公开了,爷爷的地下党也转到“地上”活动。家被日伪汉奸抄了,奶奶领着二叔、三叔、四叔、大姑、二姑逃难到百里外的太康县,隐藏在做国民党团长的二姑爷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爸爸生前经常给我们讲,奶奶是怎样带着几个叔叔姑姑几天几夜藏在高粱地的乱坟岗里,躲过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军队搜查,让我们牢记国破家亡的历史。

1943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是爸爸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先是爷爷被日寇逮捕杀害,后是彭雪枫师长战死沙场。爸爸说,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洪泽湖)学习时,先后听到“你爹叫日本狗吃了”和“一〇一首长殉国”这两条噩耗。当时,彭雪枫师长牺牲对外是绝对保密的,爸爸是彭师长的保卫班长出身,校领导这才单独告诉他这一消息。那些日子,他常常躲到厕所里偷偷大哭。两个人生支柱的倒下,爸爸的精神崩溃了。接踵而来的是高烧一个多月不退,组织上把妈妈从后勤部调来专门护理他。

从那以后,爸爸成了个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的人。1949年解放后,爸爸被组织上分配到商丘县任司法科长,但同时安排该职务的还有一位叫周儒清的同志,爸爸主动找到县委书记,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当科长,甘愿当科员。在地方工作,爸爸是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在商丘还是在睢县,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商业食品系统,凡是和他一起共事过的人都尊称他为“老杨大哥”。

从1939年到1987年,爸爸在部队和地方为党和人民奋斗了整整48年,最后在睢县人民法院离职休养。那么个资历,那么样为人做事,那么低的待遇,当年我们弟兄三个有时也和妈妈一起议论爸爸这一生干得挺窝囊。

但爸爸不以为然,常常给我们讲:“1942年9月,我不满18岁就入党并当了正连级的保卫班长,当时我们班的保卫员周得胜、童达仁都是长征时期的老同志。比起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官大官小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关键是不能让大家伙儿背后捣你的脊梁骨!”

爸爸对妈妈和我们弟兄三个爱得很深,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拌过一句嘴,爸爸也从来没动过我们兄弟三个一指头。

我的书柜里至今珍藏着1974年我上高中生病休学在家时,爸爸给我买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1977年我考上大学时,爸爸用将近十分之一的月工资给我买了本《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定价4.50元。

2000年12月12日,妈妈病入膏肓,我们把她抬到卧病在床的爸爸面前,爸爸亲着妈妈的额头说:“你先走吧,我们都照顾好自己!”这就是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新四军老战士的最后诀别!妈妈走后的十年,爸爸没有下过床,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也不肯离开那套嘈杂破旧的房子。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才明白,爸爸不是留恋那房子,那是他在厮守他和妈妈共同生活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听爸爸讲打日本鬼子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次是部队活捉了一个日军飞行员,首长安排他亲自带队押送到军部,他们越过敌军封锁,历尽千难万险完成任务;一次是他陪彭雪枫师长和林颖同志亲自审问日本女间谍胡氏;还有一件是他一生中打过的一场经典战例,在龙岗小王集阻击战中,爸爸带着一个连百十号人,从拂晓打到天黑,连续打退约一个团日伪敌军的21次冲锋,毙伤敌人300多名,缴获9头猪、100斤酒、100斤糖、3箱纸烟和500万元伪法币,而我军只有一名新战士郭洪藻同志受轻伤。

爸爸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并非囿于杀父之仇,亡国之恨。2010年8月29至31日,我作为唯一一名中国地方政府的市长,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后到东京、长崎参加了“东北亚论坛”和第12届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

9月5日,我回到国内的第一个星期天,看望病重的爸爸,向他汇报访问日本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新四军老军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会长表扬我关于中日韩应建立诚信,互相开放技术、开放市场的发言,爸爸很高兴,连声说:“和平好,友谊好。”谁知两天之后,老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又使老人陷入了无尽的忧思之中,才有了老人那临终的呼喊。

亲爱的爸爸:中国人民同日本右翼势力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还在继续,请您放心,您念兹在兹,经常告诫我们的“没有国哪有家!”将作为我们和子子孙孙的座右铭、传家宝,世世代代永志心间。

(原载于2013年10月22日《东方今报》)

  

清明时节忆妈妈

  
□杨树平



自2000年12月25日,妈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多了,妈妈为了养育我们艰辛备历的往事,件件桩桩时刻浮现在眼前。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最想念妈妈的时候。

妈妈去世后,“妈妈”一词成了我的忌语,听到、看到“妈妈”便浮想联翩。《世上只有妈妈好》《说句心里话》《小白杨》《烛光里的妈妈》是我最爱听最想唱,也是我最“怕”的好歌。“妈妈”的出现,不禁使我潸然泪下,哽咽难继。

妈妈郭文英1919年出生在一个因姓立村的富裕家庭里。她的外公是我们县最早的同盟会员,舅舅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睢杞农民暴动领袖,大哥做过冯玉祥的军需参谋,二哥做大生意,三哥是进步青年学生,投奔延安的路上被人活埋了。妈妈是这个大家族中唯一的“楼上的姑娘”。

妈妈是个敢爱敢恨的人。1943年,受日伪顽夹击,是新四军四师处境最困难的日子。由于做我党地下联络站长的爷爷被日寇逮捕杀害,十四岁就被爷爷送到彭雪枫师长身边做警卫工作的爸爸,经受不了失去父亲的打击,精神失常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毅然决然在大舅等亲人的护送下辗转千里来到豫皖苏新四军四师根据地,和爸爸结婚并参了军。1944年,彭雪枫将军战死沙场,爸爸的精神支柱彻底倒下了,高烧月余持续不下,妈妈在后勤部安排下,几乎成了爸爸的专职护理员。直到晚年,妈妈还时常调侃爸爸,要不是爸爸拖累,她说不定还能当上个一官半职呢。

妈妈是个懂得大爱的人。1958年,我们一家本来不该下放回农村,但爸爸精神病发作,固执己见,非要响应“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妈妈考虑到爸爸身体不好,好说歹劝把他留到县城工作,妈妈只身带着我们兄弟三个回老家务农了。晚年的爸爸说起这段往事,不无愧疚地说,要不是妈妈和他吵着架坚持让他留到县食品公司工作,他可能早就饿死了。

妈妈是个很要强又特别能吃苦的人。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返乡务农,正赶上困难时期。爸爸有病,工资也不高,她不愿多花他的钱。就这样,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中年妇女,靠挣工分担起了养活三个男孩的重任。在我们兄弟的眼中,除了因病倒下,没有看见妈妈睡过觉。她干农活不让人,她在农闲时,蒸馒头卖钱养家。

我终生难忘的是,1960年我两岁多,妈妈用卖馒头的钱给我做了身新里新表的连身“蛤蟆皮”棉衣。一天中午,妈妈去大食堂领饭了,由于饥饿,我偷偷尾随跟着去了,在过两个水连着的大坑塘中间的鱼脊背小路时,由于我迈不过间隔着垫的砖头,掉进了西水坑里。妈妈回来不见了我,满村里找。后来三爷发现西水坑里漂浮的东西像个小孩,喊来大哥跳水里抱出了我。就是这件“蛤蟆皮”,救了我的命。

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有一年夏天,她和邻里们干完农活到河边洗脸,因坍塌掉进没人深的漩涡里,几个人抓住她的头发才没被激流冲走。出来后她还有说有笑,说在部队时见过的死人多了。

妈妈去世前的两三年间,她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一次吃两三片的“果导”,她大把大把吃还治不了大便干结。为了不让我们耽误工作,她坚持不给我们说。直到2000年国庆节,妈妈对我说:“小光,我可能活不长了,梦里总见到你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才勉强答应外出治疗。妈妈患的是胰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了肝部等多个内脏器官。医生惊讶地说,这应该感觉是很疼痛的呀!但妈妈从未说过一句疼痛。直到妈妈闭上眼睛,给她准备止疼的“杜冷丁”一针也没有用。

妈妈最疼爱我。我上高中那几年,大哥成家了,二哥参军了,妈妈把对孩子的爱都给了我。那些年我们家住村最东头,房子东山墙用白石灰泥的很醒目。每周六中午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为了省钱,都是急匆匆赶到家里吃午饭,走到村东的惠济河桥头,一眼就望到了我们家的房子,看到了妈妈翘首瞭望我们的身影。我一到家,妈妈把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白面,要么是鲜鸡蛋拌韭菜包的饺子,要么是白面面条里面卧荷包蛋刚好从锅里盛出来让我吃,我往往是眼里偷偷噙着泪花吃下的。我也很心疼妈妈,那时学校每月给我们每个学生补助四斤白面,我也都是买成白面馍周六带回家和妈妈一起吃的。

妈妈没读过书,但她深谙人世间的大小道理。“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知足者常乐,吃亏人常在”“没那金钢钻别揽那瓷器活”……很多很多充满哲理,充满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都是妈妈——我第一个启蒙老师教诲的。

对于妈妈,我终生遗憾的是,妈妈在重病缠身,同意去外地治疗的路上,对我说她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是什么样子。我只想着赶快把妈妈的病治好,再满足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心愿,没想到妈妈两个多月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只好在第二年出差去北京时,默默地把妈妈和爸爸的照片贴在胸前,在天安门广场,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让这两位相濡以沫一生的新四军老战士看看她们参与缔造的共和国旗帜是怎样迎风飘扬的!

对于妈妈,我有个最解不开的谜。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天天想妈妈,但妈妈离开我们这4489个日日夜夜里,妈妈一次也没有进入过我的梦境。难道天堂世界里真的有妈妈的灵魂?难道妈妈还是怕影响我为人民好好工作?

亲爱的妈妈:人若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儿子!

(原载于2013年4月3日《大河报》)

 

(作者系中共三门峡市委书记、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

 

 

爷爷留下来的

 

                                 □杨树平


我的爷爷杨进田烈士,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192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军阀统治的睢杞农民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1942年被日寇杀害在济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的爷爷和彭雪枫、鲁雨亭、苗铁峰、王建一、郭景尧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他的事迹被收录于《商丘革命老区英雄谱》、《中共睢县党史》、《黄淮评论》等书籍,他的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去年清明节前,睢县整修烈士陵园,县党史办和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我爷爷的墓穴里安放的是一面党旗、一张照片、一兜黄土,因为至今没能找到他的尸骨!

那天,我站在爷爷的衣冠冢前,泪水滚滚而下。爷爷啊,你赤条条地来,轰轰烈烈地走,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田产,甚至没有留下供后人祭奠的尸骨,可是你留下了信仰,留下了精神,留下了传奇人生,留下了让后人深感自豪的家训……

听五姑奶奶杨美田(她是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讲,1905年,我的爷爷生于睢县河集乡田胖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从小读书用功,聪明懂事,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大宋杨家的后代,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五四运动后,爷爷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开放,倾向革命。他在结交了当时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之后,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他联络一批进步青年,开展抵制官府苛捐杂税的斗争。有一天,收税的“班的”又来村里横征暴敛,逼交税款,捆绑吊打群众。盛怒之下,我爷爷带人打了“班的”。官府抓走我爷爷,强逼我家缴纳2000块大洋才放人。从此,我爷爷下定了反抗压迫、弃旧图新的决心。

爸爸生前回忆说,1936年11月,我爷爷在开封见到吴芝圃,听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那天,我爷爷十分振奋,特意到照相馆照了相——这是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照片——以示找到了人生方向。1937年春节,爷爷在住室的门楣上贴了自撰的春联:上联是“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联是“收回我国租借地”,横批是“视死如归”。

1939年,睢县党组织遭到日伪敌顽严重破坏,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爷爷经地下党睢县工委书记任晓天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秋天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师长写了封信,说他想送自己的儿子杨振川以及杨振营、申允亭、马振藻、刘志远等十来个年轻人参加新四军。当时我爸爸才14岁,我奶奶说:“大夯(爸爸的乳名)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去吧!”爷爷大吼:“小日本儿打到咱家门口了,中国都快完了,现在不去,到50岁再去当亡国奴啊?我不叫他去,咋叫人家的孩子去?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靠的就是这些有血性的青年人!”临出发,爷爷对我爸爸说:“咱家没出过孬种,到战场上要给中国人争光,给彭师长争气!”

1941年底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汇报完工作,把跟首长做保卫工作的我爸爸喊去,对彭师长说:“别看他个子高,今年才16岁,能否让他去学些理论?”彭师长当即跟参谋长张震商量,安排我爸爸去抗大四分校读书。当夜,爷爷详细问了我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我爸爸对我爷爷说,许多年长的同志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正犹豫不决。爷爷说:“共产党是为贫苦人谋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几年了,这事儿连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争取早日入党!”临别,爷爷在我爸爸的学习本上写下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同志”12个字,落款是“父手书”。没想到,这次交谈竟成永诀;那12个字,竟成了爷爷留给我爸爸的“遗嘱”。

爷爷不仅信仰坚定,而且是一个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

1939年,爷爷入党之后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联络站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地方党组织与豫皖苏鲁冀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军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二是积极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土匪武装走抗日救国道路;三是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爷爷和他的战友们在豫皖苏鲁冀军地之间建立了一条无形的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张震、吴芝圃、孔石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爷爷带领石见芳、崔登砚等七八个人到宁陵县送党的文件。路过小郭庄时,发现附近日伪据点的一伙敌人正在抢掠群众财物,我爷爷故意提高嗓门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机枪架上!”他们长短枪一起开火,敌人摸不着头脑,丢下抢掠的牲口、财物逃窜了。

1941年9月的一天,时任水东地委组织部长的张剑石与我爷爷一起去淮北汇报工作。他们分别化妆成私塾先生和农民,在通过敌人据点时,看到路边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太,我爷爷麻利地把一把钱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顺手把她的甘蔗装到他们的手推车上。老太太立马会意,装得像一家人的样子,跟我爷爷他们一起顺利通过了盘查。汇报完工作回来时,他俩扮成鱼贩子,我爷爷把文件装在腐烂的鱼肚子里,盘查的敌人闻到阵阵鱼臭,捂着鼻子连连摆手撵他们赶快走,他们顺利通过了敌人哨卡。

1941年6月,作为地下交通员,我爷爷第二次护送刘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军五旅视察工作。完成任务后,彭雪枫同志赠给他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嘱咐他保护好自身安全。

1942年4月4日深夜,我爷爷在出发去华北执行联络任务途中,被上百号日伪汉奸包围在村子里。他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便匆匆烧完文件,夺门而出。在翻过几堵高墙之后,我的爷爷不幸落入日本鬼子的重围之中,随即被押往商丘宪兵队审讯。面对日寇和汉奸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我的爷爷大义凛然,以骂声回答敌人的审问。日寇一刀一刀割下我爷爷身上的肉喂狗。爷爷昏死过去,醒来之后依然怒骂不止。日寇见从我爷爷嘴里得不到半点秘密,就把他转押到济南军事法庭继续审讯。仍然是严刑拷打、狼狗撕咬,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我爷爷被日寇残忍地杀害于济南西郊琵琶山下,时年37岁。

爷爷视死如归的故事,是三爷杨启田告诉我的。三爷小我爷爷两岁,我爷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以伪保长的身份做掩护暗地里给我爷爷通风报信。我爷爷被捕后,三爷佯装疯癫才得以幸免于难。1978年春节,我去看望三爷。那时候,三爷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呼吸困难,说话更难。他强撑着病体,对我讲述了我爷爷牺牲时的情景:“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宪兵队最后一次见到你爷,他脸色蜡黄,头发很长,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还带着很重的脚镣手铐。一见面,你爷就说:‘三弟,家里的地不要再卖了,留着让你二嫂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吧,你看我这布衫上系着红布条(共产党犯人),我只要不当孬种(叛徒),他们是不会放我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捎信给大夯,一定要多杀日本鬼子,给我报仇!咱杨家子子孙孙决不能当孬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你爷的音信。我们一直认为你爷被日本人杀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阳电机厂来人核查一个赵工程师的情况,说那个赵工程师就是我当年看你爷时见过的那个翻译官。他交代说,你爷特别坚强。在商丘时,你爷已经走不成路了,济南那个军事法庭用刑更残酷,凡是被投进去的犯人,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挖眼、掏心。他说,你爷一定死得很惨……”

三爷讲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咱这门人里第一个大学生,应是有出息的孩子。我把你爷的事说给你,一来是要你记住家仇国恨,好好为国家做事,让国家强大起来;二来是要你记住你爷常说的那句话:‘咱杨家子子孙孙,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咱们杨家人,啥时候都要像你爷那样,做有志气、有骨气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尸骨无存的爷爷,留给这个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的其实很多很多。他的故事、他的嘱托、他的“家训”都是传家宝,让我们世世代代享用不尽……

(原载于2014年4月1日《河南日报》)

更新:2015-04-05 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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