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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教会我,怎样体面又温柔地过好一生
作者:自PAI ,作者自拍 来源:粥左罗 点击:1719次 评论:0

这是粥左罗的第 1358 期分享

口述 | 陆庆屹  编辑 | 易小飒  

来源 l 自PAI(ID: zpselfie)

分享 l 粥左罗(ID:fangdushe520)


2019年1月4日,由陆庆屹执导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国内上映,该片以真实的家庭生活为背景,记录了导演南方小城里的父母4年里的日常生活的故事。

片中的父母两人,既平凡,又难得。

他们勤勉于干农活、打野菜、做饭食的劳作,却又能用音乐和歌声让生活里充满着艺术与诗意,他们彼此间的爱意与温柔,更动人。

豆瓣19万人给出评分8.9分,巩俐观影后,被影片纯粹温暖的情绪打动,表达出喜爱之情。《我不是药神》的两位主演王传君和章宇在看过影片之后,也同样对影片表示出非常的喜欢。

今天这篇文章,是导演陆庆屹自述自己的成长和电影创作历程,分享了很多他跟父母之间微小的生活细节,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

大家好,我是陆庆屹,46岁。

年少时,我个性比较叛逆,向往外面的世界,忽略了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当我拿起镜头记录下那些平淡琐碎的细节,再回头反复揣摩家的味道时,我才发现,自己何其幸运,人生走过半程,依然能够从亲情中获得力量。

这是我3岁时的全家福,照片中左一拿着玩具枪的那个小男孩就是我。

01.温馨快乐的童年

1973年,我出生在贵州南部一个名叫独山的小县城,是家中老幺,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早年爸、妈是被下放到乡下的,我家后门紧挨着山脚,爸妈到镇上铁匠铺借两把大铁锤,辟出两块平整的空地,种上白菜小葱等容易生长的蔬菜。

爸退休前在师范学校教物理和音乐,授课之余,爸还要和妈一起背着柴刀走十来里路,上山砍柴。

我从没听过他们俩对生活有任何抱怨。对他们而言,物质生活不是最高的选择,生活的美妙在别处。

1997年,父母用2万块买下了全县第一台录像机。那时,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才3万块。

我至今记得,买了DV后,爸每次出门,不管多麻烦,都会带上它,东拍拍西拍拍。


爸在用DV摄像。

2008年,姐给爸又买了一台数码小DV,爸不知道如何把拍下来的内容保留下来,四处询问才知道这需要用电脑操作才行。

他自己去贵阳攒了一台电脑,一点点学习如何使用电脑,那一年他72岁。到了第二年,他装了软件来剪辑他拍下来的那些往事,配上音乐和字幕。

直到现在,爸80多岁了,还是好奇心旺盛,热衷捣鼓各种玩意儿,像个老顽童。他会砍竹子制作长笛、还琢磨着用废弃的鼓制作二胡,在老家开了间电器修理铺。


哥在教爸如何安装视频软件,哥把步骤写在本子上,一步一步教,爸认真得像个孩子。

我妈酷爱山歌,当年是独山颇有名气的歌王。山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妈爬山唱,走路唱,做饭唱,擦地板时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对着镜子梳头,唱一曲“那年姐妹都还美,狗见狗摆尾,猪见猪咂嘴。”

如果用最近的流行语来说,大概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支山歌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支。


妈是当地歌王,每次别人请她去对歌或主持婚礼,她总会提前一个星期做功课,认真的程度让我愧疚。

刚上小学时,我喜欢赖床,爸妈来叫,我装睡。

我妈有一绝技,笑声很有传染力,她对付我就一招,不掀被子,不骂人也不揪耳朵,只是把脸挨近我,一声轻笑,很快笑容传染,我就忍不住大笑着起床了。

在这种氛围下长大,我童年的底色是温馨快乐的。

那时过年很热闹,有各种民俗活动,尤其是“骑摆马”游街。我家里正处在“劈山垦田”的拓荒期,但身为当地文艺骨干的妈妈,还是花了2个多月,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这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每一片“铠甲”,头樱都是一针一线自己做出来的。还四处去寻找花翎,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3岁那年春节时拍的。


1976年,我3岁时,妈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这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的性格渐渐孤僻起来。

哥和姐大我很多,早早离家,院里和我同龄的孩子却多有兄弟姐妹,忙着拉帮结派,我落了单,偶尔加入游戏时,也能感受到一种隐约的孤立气氛。

童年时,我们仨相聚的机会并不多。

1978年,有大学到少数民族地区招一些天才学生。

哥的音乐才华在独山已小有名气,名声传到了市里,招生老师寻来,一眼就相中了十岁的他,就这样,把他带到了北京上大学。


这是哥十岁,刚入读大学时和他同学的照片。

姐在我两岁时,就在重点县城中学住校了,等到我上小学,她早已扎根沈阳,在那儿读书、工作、生活。

哥是长子,少年离家,童年还未结束就失去了父母的看护,妈总觉得欠了他的爱太多,我哥又自小特别乖,性格温和,似乎天生就知道帮父母做家务,从不须父母操心。

妈最疼爱哥,从小,我看到哥每次离家,妈总会面色黯淡几天,有时无意识地眼泪就下来了。

爸最疼爱姐。高考前夕,爸给姐买奶粉和各种水果补充营养,那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日常消费得起的。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不能碰,否则就要挨揍,但姐特别疼我,每次都会偷偷分给我吃。

这是我三岁时和姐的合影。

我时常听到旁人夸赞哥和姐,他们在我心里逐渐变成了一种英雄的形象。像哥一样优秀是我从小的愿望,或者说,是种理所当然该去背负的压力。

爸在中学教书,自然对我期望也高,我初一就把初三的课程都自学完了,每次考试是班里的前几名,觉得上课没意义,十三、十四岁时开始逃课,结交了一帮打架的兄弟,老师、同学都拿我没办法。

02.逃离家乡,不断与外面的世界碰撞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我初三那年。

有一天快放学时,老师突然关上门,一脸严肃地说化学实验室里丢了两盒玻片。在小偷被找到之前,所有人都不能放学回家。

半是逞能,半是为了早点儿下课,我莽撞地站出来担下了罪名。

想不到,第二天课间操时,学校教务处在全校师生面前广播了对我的处分通知,“初三一班,陆庆屹,因盗窃罪被留校察看”。我一气之下,跑到教务处把那张告示撕个粉碎,背上书包回家了。

我没有和爸妈去解释这件事情,觉得辩解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但这件事对一生本本分分,受人尊敬的父母是个太大的打击。

爸非常羞愧,无心说话,甚至连责骂我的心情都垮掉了,无声地流泪;我妈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这是我初中时的照片。

后来我转学到了一个乡村中学念书。我想过要让爸妈放心,不再打架,却又无法舍弃以前学校的兄弟。

在这两种力量的冲击之下,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独山的生活。

1990年,高一,一天夜里,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背着书包,扒上一列火车离开了独山。

离家后,我在外面晃荡了几个月,兜里没有钱,扒火车,四处流浪,过“雾都孤儿”一般的日子。虽然想家,但心里却绷着一根弦——绝不能回独山。

后来想到姐在沈阳,我便搭上火车去找她。姐一见我,立马把我锁在她家,马上就给爸妈拍了电报。

很多年后,我才听表妹讲起,我突然消失去流浪的时候,爸妈花了整整两个月,发了疯一样,动员亲戚以及在远方的哥和姐,把贵州所有通火车的县城翻了个遍。

她看到爸妈的背影特别心疼,对爸妈说,别找了,反正这家伙死不了。

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内心都非常愧疚。

离家出走后,我和妈时隔半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0年8月,姐在沈阳举办婚礼的前夕。

妈就像一个从贵州空降沈阳的移动杂货铺,手上拎着各种篮子、袋子,肩上扛着箱子,左右胳膊上还都挂着晃来晃去的皮包,圆滚滚的一堆。

里面是给姐和我带的各种东西,有腊肉、辣椒面、干香菇、千层底布鞋、盐酸菜、鲜花椒、都是我们那儿的特产。

她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东一片西一缕地贴在脸上,眼睛像铜铃一样地瞪得我直心虚。我们俩一直无话。

姐婚礼结束后,哥对我说“庆屹,你现在的状况,独山是回不去了,要不跟我去北京吧。”

这是1990年,离开沈阳准备去北京时的照片。

1990年,和哥抵京。刚到北京时,我整个人还处在很暴躁的惯性里。

哥在清华教音乐,先后帮我找了两个中学插班,我都是因为打架的事情,自己离开了。哥像爸妈一样对我很宽容,由着我的性子。

闲待着的期间,哥一直试图教我音乐的,但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我觉得自己的节奏感不是特别好,就很灰心,不想学了,他也不强求。

我一天天无所事事踢球、看书,写一些日记、幼稚的小说什么的,有时候用钢笔瞎画些东西,还自己画邮票。

1993年,我在清华大学,我哥的教工宿舍里。

哥看到动了心思,又找人教我学画画,我原本就很喜欢画画,所以在那几年里非常专注。后来住到了圆明园画家村,跟更多的画家接触。

那时候,我对什么东西都很懵懂。


这是1995年,我22岁,在圆明园画家村。

有次,跟着老师的一个画家朋友去圆明园西边的野地写生,同一个场景,我们各画各的。过了一会他来看我的,说:“嗯,你的构图比较传统,我的比较现代。”

我很震惊,此前我只知道就这么画着,风格流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我看他的写生稿,也没多想什么,但他突然说出传统和现代,对我刺激特别大。

我看看他的,又看看自己的,根本搞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又是不太爱问的人,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伴随了我很久。

之后我才开始去深入了解画的内涵,慢慢把一些模糊的感知转变成理论。

1995年一次偶然间,我在中国美术馆看画展,被米罗的版画击中,突然心里特别悲哀,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画不出来那样伟大的作品。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决定放弃之前画的最后一幅——《痛苦》。

放弃学画前,我画的最后一副画,名字是《痛苦》。

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离家在外后,我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也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

我在清华足球队踢过球,去画家村学画画,也在出版社做过编辑,每进入一个领域,我都全情投入,认真地想过要做到每个领域的最好——专业足球运动员、职业画家、写字为生的人。

但当一次又一次地碰壁,意识到“成为最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时,我非常痛苦。

03.学会跟世界和解

1999年6、7月,我一个好朋友离开北京去广州工作。

朋友的离开让我很失落,感觉再没有可以聊天的人了,我对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很满意,对喧嚣的城市生活有些厌倦,就想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正好老家临县要招矿工,我就去了。

矿上生活单调、艰苦。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来回两个小时。每星期有专人去城里采购食物。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了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

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

这些东西促使我去观察身外的东西。

我从小喜欢写日记,但基本关心的都是生存问题——上谁家吃饭,晚上睡哪儿。从没有抽离开去观察生活,更不会有意识去关注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

星星和天空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

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好像意识到了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暂。

这样生活了5个月左右。

2000年春节后的一天,矿里发生了一件事。雷管突然炸了,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

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有手边的烛光照亮狭小范围。

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

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

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我被那种纯净的美震撼了。


我就想,这种被埋在深山里,无人知晓的地方的物质,都会朝自己最纯净的方向去净化,那么我呢?

它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征得同意后,我把这只水晶带走了。这是2018年晚上,在家中庭院拍的水晶。

我想,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卑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

我把自己放逐到矿山,却从未考虑过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家人,爸妈。

回想北漂这十年来,我部分地理解了爸妈,彼此之前的“隔阂”没那么深了。

还记得1990年,我16岁,刚到北京,住在哥在清华的员工宿舍。夏天,哥去青岛出差,我一个人模模糊糊地睡着,梦中见到爸妈满头的白发,我哭着醒来。

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梦里,我第一次发现了,爸妈终有一天会变老的事实,并产生了那种失去他们的恐惧。

在那之后,我和爸妈一个月通信一封。

现在写信、收信变得老派,甚至有点儿过分隆重到可笑。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展开信纸,“吾儿庆屹”那四个字流淌着的是最日常,最烟火气的、专属于爸妈的温柔。

我说最近读了哪些书,踢球、学画如何,爸妈则讲讲家里亲戚和学校的趣事。我们聊各种琐事,但也在琐事中更加理解了彼此。


这是1998年春节,我和哥从北京回家,和爸在县城街口拍的照片。


这是二十年前,在老家的火车站,离家的火车从远处山那边开过来,张望中我哥喊我,他拍了下来我错愕的表情。

04.父母教会我,怎样体面又温柔地过好一生

从17岁离家到放弃踢球、画画、编辑,再到25岁选择去做矿工,在世俗意义上,我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反面。但爸和妈却从未因此责备过我。

爸妈认为,工作是生存的一种形式,只要孩子们开心快乐地活下去,有自己的价值便好。

拿哥来说,1993年,哥决心辞去在清华的教职,过更自在点儿的生活。这对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说,是件不可理解的大事。

但我爸妈只是问了一句,“庆松,没了这份工作,你还有经济来源吗?还能活下去吗?”

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便不再多言。

这是1994年,我和哥在清华拍的照片。

我至今仍记得14岁时,妈在我一次打群架回家后,对我讲的话。

她说:

“庆屹,我现在也管不动你了,但我对你有几个要求,除此以外,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自己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现在想想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还有爸,他一生温和,处变不惊,是他教会了我,遇到事情不要抱怨,解决问题便好。

之前每年春暖花开时,爸妈都会请好友付叔叔为我们一家拍照,本有很多照片。可1999年底,我离家前的有天晚上,家里不知怎么突发一场大火,把刚建不久的新房烧毁大半。

扑灭之后,爸叹叹气,什么也没说,从大火过后的废墟里翻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自己心爱的小提琴,望着已经快要烧成碳的背板,吹了吹灰,叹了口气,在天井的井台上拉起了琴。我还记得爸拉的曲子是马斯奈的《沉思》。

想必那时候他心里也非常沮丧,只能用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如果失败或者意外是苦的,那就找点甜的东西去中和它。”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它也影响着我。

2014年春,爸在天台拉小提琴。他温和刚毅的背影与悠扬的琴声,橘色的路灯一起令我想起2000年那晚的大火。

05.探索更大的边界,同时体会到微小的幸福

2000年春天,那一捧水晶还有紧接着而来的那场大火,击中了我心中一直隐而未现的想法。

我决定出矿山,回北京,去寻找,去施展自己更大的价值。

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遇到困难,逃避不是办法,而是主动去明白它,甚至迎难而上。

再次回到北京,2000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间,我做过网页设计,开过广告公司,后来做了摄影师,都是从零起步,最后做到衣食不用发愁,可我依然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能够坚定走下去的、有创造性、有价值感的道路。

做摄影师那几年,各处跑,拍了很多照片,这是我拍的北京夜景。我的生活轨迹已和这里分不开。

日子就这样过着。2012年,我39岁,什么大事也没发生。

一次去和朋友踢球,肌肉拉伤,令我想起以前肆意在球场奔跑的日子,如今人到中年,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了时间流逝带来的重量。

伤痛集中爆发,令我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在外漂泊多年,没有归宿,没有要走下去的路,而家在几千公里之遥。

一次偶然间,我看到小津拍的《东京物语》。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人生,一个人在电脑前掩面痛哭。后来又看了很多遍。

那期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交流中知道了侯孝贤导演,又下载他的片子来看,总觉得侯导和小津的电影气质比较像我熟悉的生活,电影中那种暗流涌动的沉静令我着迷。

对电影的再认识、摄影师的职业惯性,再加上对自身经历的思考,令我燃起了记录家庭影像的冲动。

2013年,恰巧工作需要更新设备,我就买了一台有录像功能的摄影机。

那年春节回家就开始拍。刚开始,家人都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儿。

妈只当我是个傻儿子,熏肉要拍,烤火炉要拍,拉琴要拍,什么都拍。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晾腌菜,然后拍,我妈就回过头来,像看一个傻子一样看着我,问我你干嘛啊,我吃饭也拍,走路也拍,拍那么多干什么啊。

我说我在拍一个纪录片,她说纪录片是什么啊?我说跟电影一样。我妈就回我“呵呵”两个字。

我继续在后边拍,她就用一种不可救药的眼神看着我。

爸和妈在包饺子,妈警觉地看着我说“你又在拍了?”

渐渐地,就连来串门的亲戚朋友也都习惯了手拿镜头的我。

这是2015年春节,中间是我保爷也是我初中校长。多年不见,吃完饭大家提议拍张合影,忘了说到什么,笑成这样。

开始拍摄后,我发现,当把生活用镜头框起来,去观察它,记录它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情感在。

比如我爸跟我哥一块儿出去,我哥回来的时候,我妈总会问,哎你爸呢。这句话你平时肯定不在意,但你记录多了,你会发现,她看不见我爸的时候,她会挂念他。

记录多了,我也开始偷偷观察他们。

比如下面这张照片,是2013年我下午睡着后醒来,已经天黑了,从门外望去,天井对面,妈在缝纫,爸在唱歌、打拍子。

我没忍心打扰这宁静,偷偷地拍下这张照片。


爸和妈各自忙碌着。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再比如2016年春节,我妈生病了,买了很多中药。然后他们俩在那儿熬那个药,我早就醒了,但不想打扰他们俩。

我透过天井偷偷观察他们。妈有少白头,一直以来都是爸帮她染发的,那天,妈停下来,望了望爸的头发,然后就说“哎呀,你的头发也该染了,都白了。”


这是2013年,爸帮妈染头发,这天说起了我小时候做过的蠢事儿,两个人笑开了花。

然后妈顿了顿,又说谢谢你。

我爸:“谢谢什么鬼,谢谢。”

然后我妈说,谢谢你的情,谢谢你的爱。她就在一旁笑开了花。

我明白,就像这种东西,如果是我在场,她不会说这些,但他们日常状态的那种东西特别强烈地冲击了我。

这是爸帮妈熬药结束后,妈喂爸吃洋芋蘸香辣椒面。


然而拍摄到第二年,2014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姐患癌症离世了。

这对我们一家人,尤其是爸妈,是极沉重的打击。

从小我和姐关系很好,虽然不常见,但很依赖她,流浪的时候无家可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在姐的葬礼上,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说,“你洗个脸冷静一下,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不要让你姐担心。”我最后终于举起了镜头。

从那次后,心里就隐约确定了。这份家庭影像,我要把它剪辑下来,献给爸妈,哥哥还有姐姐。

姐走后,最难受的就是爸和妈,但妈总是努力乐观。


生活永远没法恢复到姐姐去世前那种完满的欢乐,但相互陪伴的人还是要重新捡拾起快乐的片段,努力生活下去。这是妈教会我的。

姐走后,逢年过节,我们吃饭仍会给姐姐添一副碗筷。

06.人生就是如此奇妙,无数的偶然串联成了必然

2016年,我带着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回北京,去中关村买了剪辑的书籍,装了软件,从头学起。

那时候爸因为姐的缘故,身体不太好,我心里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这是我在剪辑时,朋友抓拍。

最后剪了1年零8个月。2019年初,第一场放映。朋友是搞艺术的,联系了798艺术中心,我回老家接爸妈。

我妈说看电影?就是你拍的那些吗?电影院那种,大大的吗?我说对啊。他们就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对一个县城的人来说,电影太遥远了。

电影放映的时候,整场黑漆漆的,我就坐在和爸妈同一排,但我没敢看他们,我怕一抬头眼泪要掉下来。

电影结束后,观众们知道我爸妈在场,起哄要他们俩讲两句。

妈爽朗活泼,举起话筒笑着对我说,不知道你真要拍电影啊,早知道我就穿得好看一点了,那里面头发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

爸身体不好,走路不太方便,就站在观众席上给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我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了,我想这是献给我们的吧。谢谢儿子。

我一下子没控制住,就哭了。

在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值了,我终于做了一件让自己满意,也让爸妈开心的事情。

这是电影第一次放映时,我把爸妈从家里接来北京798的放映处。电影结束后,他们两个人站起来对着观众鞠躬。

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当上摄影师,我肯定不会想到拍视频、剪电影,如果没有学过画画、踢球,没有爸妈对我的熏陶,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

人生的来路和去路如此奇妙,无数的偶然串联成了必然。

去年除夕,年夜饭后我正在洗碗,爸妈打开了电视等春晚,房间突然黑下来,停电了。愣了一下后,黑暗中响起爸的笑声,“哈哈哈,好玩”。他突然兴起的快乐点燃了我们的情绪,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掏出火机打亮去找蜡烛,大家互相讨论了一会儿怎么办,都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妈拍桌说,“这电爱来不来,干脆去山里走走。”

于是一家人穿衣换鞋,说说笑笑往城外走去。


除夕的烟花。又一年过去了,如果可以,真希望爸妈能更年轻些,让我沉浸在这种俗情俗事中久一点,再久一点。


更新:2021/3/12 6:34:59 编辑:fengye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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