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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作者:郑永年 来源:京师书院BigData 点击:950次 评论:0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彻底摧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地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于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人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来努力。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中国化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更新:2018/10/31 6:15:03 编辑:fengye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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