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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有争议的教改”?
作者:bx 来源:校长会 点击:1712次 评论:0

 7月中旬,河北涿鹿县教科局原局长郝金伦的辞职信在网络疯传。此前,由他主导的涿鹿县“三疑三探”课改模式因引发争议,被当地政府叫停。一时间,舆论四起,有人为郝局长“壮志未酬”扼腕叹息,也有人为他“中途下课”拍手称快,还有人为“课改”到底该怎么搞争论不休。两个月过去了,这场举国关注的课改风波逐渐消停,但由此次事件引发的诸多议题和争论依然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如何看待教育(或教学)模式,自上而下推行模式是否适合,教育局长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教育改革如何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等等。这些问题若有了进一步回答,多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感谢“涿鹿课改事件”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案例价值。

 

事件回放

  媒体报道显示,“课改局长”郝金伦早年毕业于一所农业专科学校。29岁时担任共青团涿鹿县委书记,后来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任职多年。2013年8月,40岁的郝金伦出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年4月,郝金伦带领部分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等28人到河南西峡县考察“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考察回来后,经过县教科局局务会研究,决定引进并实施“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被外界认为是郝金伦全面推行“三疑三探”的开始。同月,涿鹿县全县中小学开设实验班,采用“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后逐渐引入思维导图、深本教学、元认知技术等教学方法。

  在郝金伦的推动下,涿鹿县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对教师、教研员每学期进行一次专业课考试。考试的模式是给教师拿出一套新课标的题,或是教师都见过的题型考一次,看看教师阅读、写作能得多少分,高中、初中、小学也是这样。同时,教师的考试成绩在涿鹿教育信息网上公布。

  但在“三疑三探”的推进过程中,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百度“涿鹿吧”,网友将“三疑三探”戏称为“三姨太”(谐音)。2015年6月6日,贴吧网友“江湖郎中金猴”在百度“涿鹿吧”发帖“三疑三探,教学创新还是误人子弟”,掀起了讨论的小高潮,累计收到548条回复。

  由此引发的口水战有愈演愈烈之势。2015年6月19日,有人代表涿鹿县教科局在“涿鹿吧”发布声明帖,称“凡不了解、不认可三疑三探课改的人士,可进课堂听课,全县所有中小学可任意开放,但须提前预约”,声明结尾留有联系电话。

  两天后,教科局就此事再次声明,这种积极回复的姿态引来部分网友的赞许,但也有人不买账。网友“倒追时光者”留言,希望教科局给个正式的、官方的答复,“既然是官方就要用官方的方法”。但教科局开帖后,并没有在帖中做进一步回复。

  2015年7月15日,郝金伦在涿鹿实验小学操场召开交流会,与1000余名的家长面对面交流课改的具体问题。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却没有打消大部分家长的疑虑,而且在这次会议之后,涿鹿实验小学、初级中学停止了“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2016年7月5日,200余名家长拉条幅到县里抗议,要求县委罢免郝金伦。同日,“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被全面叫停。7月11日教科局会议上,郝金伦突然宣布辞去教科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并发表了一番讲话。7月12日,一篇题为《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的文章在当地论坛广为流传。郝金伦在这篇讲话中称,因县委叫停全县教学改革,恢复传统课堂“满堂灌、题海战术”,他决定“不去领导这项工作”。言语间的悲情色彩吸引了大众目光,经网友转发和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了舆论漩涡。

  7月20日上午,涿鹿县教科局新任党组书记张彪在接受采访时称,教改是永远的课题,无论什么阶段,一定会遵循教育规律,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目标。当天中午,涿鹿县委书记燕旺林表示,全县全面停止“三疑三探”课堂模式教学改革的原因比较复杂,以后教学内容怎么改现在正开会研究。

  8月1日,新京报刊文《涿鹿教科局长辞职背后的教改风波》,郝金伦对质疑进行回应,谈到辞职时坦承“感到非常孤独”,并称“是阴谋阻断了这场教改”。

  8月4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刊发深度报道《河北“课改局长”辞职风波调查》,对此次事件做了全方位的解析。该文最后引述“三疑三探”教学法创始人、河南省西峡县教研室原主任,现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的话说,“有更多的人来质疑、发展对学生有利的学习方法、教学模式,我们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但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要警惕大家对这个事情出现负面理解,要注意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别让那些有改革热情的局长、校长觉得——改革就得‘下课’”。

聚焦争议一、教育模式与教育规律能否兼容?

  据报道,在郝金伦推行“三疑三探”之前,涿鹿县借鉴山东昌乐二中的“271模式”发展出自己的“三环五步循环大课堂”。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导学案和建立学习小组,导学案用来设立目标,学习小组用来合作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课改和“三疑三探”十分相似,都强调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但在涿鹿县推行“三疑三探”模式后,上述模式鲜有人提及。一名涿鹿县中学教师曾经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想不通,我们明明有自己的成熟教育模式,为什么要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

  事实上,教育界模式泛滥、“取经热”的现象早已有之,已经引起了部分人的警惕和批判。有观点认为,各校情况不一,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将一地的教学模式简单“移植”到另一地,本身就违反了教育规律,注定要遭遇失败。

  在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李红婷看来,一些教育工作者学习教学模式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模仿,未能从思想层面上深层次领会模式的精髓,也没能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不能将学习成果内化到教学实践中,“对学来的模式赋予太多额外的价值,甚至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改革良方”。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事后反思,“三疑三探”被叫停,还是工作方式方法上太急躁了,“必须要承认,教育是有规律的”。

二、行政主导的教改能否真正落地?

  对于一场由行政之手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各方人士在剖析其失败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问题——教育行政领导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回忆,郝金伦亲自指导十几门课的教学。一位高三毕业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郝金伦还会亲自教授一些学习和记忆方法,比如“过电影法”、“星号法”,“不像是个局长,倒像个婆婆妈妈的班主任”。

  局长、校长的权力边界不清晰,在储朝晖看来,是“三疑三探”被叫停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让专业的归专业,行政的归行政,局长、校长、教师各就各位。具体使用何种教学方法,应该尊重校长和教师的选择”。

  凌宗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从教育行政学的视角来审视,教科局局长的行政定位本应在教育管理和服务上,包括统筹、规划、监管、评鉴等。行政的设立,是对常态秩序的维护和保障、基本伦理和规则的尊重和执行,而不是干预甚至凌霸于学校主体之上。局长要做的是校长的遴选、推荐与任免,学校布局的规划与调整,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配置,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实施与监管等,至于中观微观的办学举措与教学管理,那是学校校长和老师的事。

  浙江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主张,地方推进教育改革要从“区域策动”到“以校为本”,“在改革初期,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力推是必要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要迅速进入‘以校为本’的课程教学改革时期,区域层面应该多一些‘指导性管理’,少一些‘控制性管理’,避免行政过度作为,防止出现迎合要求的‘假改革’”。

三、教育改革如何兼顾不同利益诉求?

  人民日报刊文《如果高考制度改了,还会那么难吗?》认为,教育改革需要广泛凝聚共识,求得“最大公约数”。“涿鹿模式”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偏差。光明日报刊文《基层教改也应找到“最大公约数”》也认为,此种震荡极大的教改,似乎也没有真正调动起各方的热情,或者说即便有所解释、答疑,但也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此次教改,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教科局长的个人推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权力主导下的推动必然递减,当然也就不会形成所谓“共识”了。

  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赵世庭认为,教育改革,无论你有多高涨的激情、有多强硬的手段、有多专业的技术,只要与民意(上好学)不符,失败就是改革的宿命,尤其是当我们因为教育的专业性而自负,忽视了民意这个根本时。当教育、教育改革与民意不合时,民意就会表现出其狰狞的一面,“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勒庞《乌合之众》);当它们与民意相合时,民意就会表现出其热情的一面,不惜溢美之词,大唱赞歌。所以,办教育也好,进行教育改革也罢,民意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牢记这一点,并让教育的专业性为民意服务,教育才能越办越好,改革才能越改越顺利。

四、我们如何对待“有争议的教改”?

  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在《四问河北涿鹿课改:一场初衷美好的改革,为何会被抵制最终搁浅?》一文中认为,改革成效的对错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它需要人们对此具有一定的包容心。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不同,其成效有一定的滞后性。“满堂灌”和“启发式教学”的差别在哪里?这可能很难在本学期、本学年甚至几年后的考卷上体现出来。要看到教育改革的真正成果,需要等这批孩子长大成人后,才能够从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工作能力上看出端倪。而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因为没有“立竿见影”就粗暴否定改革,要有足够的耐心,让时间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三疑三探”教学法创始人、现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改革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地方政府不能一遇到反对的声音,就选择叫停当下的教育改革,而是要思考一个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两全其美的办法才是最重要的。

代表性观点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郝氏推广的“三疑三探”无论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还是一种教学模式当然是对的,问题是,将这种方法和模式泛化到所有学校、所有学段和所有学科,甚至要求每一堂课都是这样的模式,否则便被判定为不及格,这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稍有点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因材施教,是一条从古至今遵循的教育规律。设疑、答疑让学生探究是一种方法;熟读、记诵也是一种方法;讲授、分析并让学生理解,同样也是一种方法。各种方法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只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别。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确定教学方法,而不能笼统地一律都采用“疑和探”来解决。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如果移植而来的经验,缺乏教师切身的工作体验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作为基础,再好的东西也是空洞的。只有在师生互动中生成的经验才是可靠的。我国素质教育推行多年难有实质进展,主要问题在唯分数论的考试和用行政方式管理学校两个方面。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靠局部和技术性改革,很难真正有所突破。有关方面既要对改革者持包容态度,也要深入探讨改革落实推进的现实路径和方法。刘良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真正有权决定“学习方式”的人,首先是学生本人,然后是受过教育学专业训练的教师和校长。即便教师与学生相互协商,权利最终仍然在当事人那里。学习的当事人既非教师或校长,也不是家长,更不是教育局局长——学习的当事人是学生。周少平(山东潍坊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教育部门自身的事,只有党委政府重视、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教育改革的大船才能启航。如果改革举措不能得到社会、家长等各方的充分认可,任何方面的一意孤行随时都会导致教育改革这条大船“搁浅”。既然教育改革承担着各方的共同利益,切不可用民意“绑架”教育改革。近年来一些地方教育改革出现“倒退”“回潮”,主因皆缘于此。凌宗伟(江苏南通通州区二甲中学原校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严重背离了教育常识与规律:教学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是主体性的,它是基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具体的人的。模式化的巨大风险性,就在于抹杀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表达,令整个生态衰退为单维度的同质化,乃至劣质化趋向。身为教育局局长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视家长的意见于不顾,对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围观者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理性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为其鸣不平或对其谴责?闫学(杭州市建新小学、新华实验小学校长,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郝局长一腔热血,却四面楚歌,被迫辞职。但我看来,他除了教改初衷没有错,其他都是错的:策略、方式、过程……有些做法实在不妥,比如组织召开千人家长大会,讨论教改方法,对话不成后又选择妥协,是造成局面失控的开端。教改不是运动。不知郝局长辞职后去哪里高就了,无论如何,祝福郝局长。决参君曰讨论“涿鹿课改事件”,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走出概念陷阱,先把“教改、课改、教学模式、推行”等关键词辨析清楚,并尽可能搞明白不同立场的人在同一个词语标签下所理解的事实。如果不讲概念和逻辑,无知于或无视事实的多样性,先入为主地抱定某个立场,不容置疑地断定是非,正义感十足地进行道德评判,把一场原本并不复杂的争端界定为正义与阴谋、改革者与保守者的激烈对抗,把一个原本即有争议的教育行政领导(当然这也正常)描绘成遭受迫害、壮志未酬的悲情英雄(显然这不怎么正常),恐怕就是只图自己爽快的自说自话。在这样的舆论走势中,无论是当事者还是围观呐喊者,都离事件的本相越来越远了。时隔数月,舆论场上早已白云苍狗,但在教育改革的路途上,“涿鹿课改事件”带来的争论和反思依然值得我们咀嚼。等到有一天,基础教育领域不再有这些激荡的风波,我们也许才真正走出了教改的深水区。

本文授权转载自中国教育之声,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舆情评论部出品


更新:2016/11/8 8:48:18 编辑:fengye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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